抓经济不遗余力 1943年是苏中敌后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战争的残酷，加上局部地区爆发的蝗灾、旱灾、涝灾，造成根据地财政上的重大困难。为进一步对加强经济斗争的组织领导，区党委决定苏中区及各地委建立财经委员会，陈丕显兼任苏中区财经委书记。他带头做表率，主动削减自己的津贴费、伙食费、办公费和保健费。艰苦奋斗的习惯在根据地蔚然成风。陈丕显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1945年初，苏中区财政经济危机，已呈现相当严重的态势，伪币横流，物价高涨，财政支出空前膨胀，人民生活日愈拮据。德国法西斯即将垮台，日寇末日将临，日伪发行的伪币更加泛滥。若不立即展开全面对敌经济斗争，根据地物价必随伪币急剧贬值而飞速高涨，非但抗币购买力无法提高，物价也难以平抑，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则更难掌握。如果不调剂供求，平衡物价，那么财政支出将无力维持，经济建设将更加窘迫，不但人民有破产之虞，而且势必影响整个抗战反攻的物质准备。 苏中区党委、行署清醒地意识到开展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不仅刻不容缓，而且有充分的条件，所以决定全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发动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这是相当复杂和艰巨的工作，需要将全面的货币斗争、贸易管理与抗币标价等各个斗争环节联系起来，在一定地区内同时进行。必须集中全党的力量，做到每个党员、每个战士、广大群众，都加入到这一斗争中去。要把群众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把这个斗争变成为自觉的群众运动，斗争才算能有保证，才能收效，否则是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 1945年，苏中军区各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为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苏中行署早在1944年4月8日就公布了《苏中区1944年生产计划》：拟开荒3万亩，兴修水利，创办农场，生产农具和日用品，制造纺织机，整理组织合作社、联合社，组织农业劳动力开展植树、繁殖耕牛等工作。军区机关率先动手组织，到秋天取得了较大成绩。其中苏中公学第一期培训班种田40亩，收菜1.7万多斤，养猪14头，捕鱼近千斤；在宝应县曹甸、安丰北面的绿草荡里，围堤翻土筑沟，开荒90多亩。有了收成以后，他们要求把个人应得的三分之一奖励金也归公使用，使群众生产情绪高涨。行署保卫大队在1个半月中出产1万斤蔬菜，特别是炊事房5个同志，收菜800斤，生产积极的同志每人可分红800到1000元。一中队产菜7000斤，超过任务1.5倍。党校及直属各队注意根据学员特长，种田、养猪、磨豆腐、纺纱、卷烟、做竹器，谁会什么就做什么。苏中兵站一分站因为发挥了各人的特长，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根据当时估算，军区机关每月需菜金4.8万元，油盐1.7万多元。通过大生产运动，种植了茄子、辣椒、瓜果、豇豆、扁豆等，每天至少可出蔬菜2.5万斤。豆腐生产，除去成本和2成分红，每天可净赚292元，3个月可得2.6万元，此外还有几十只鸡鸭和3头猪，至少可得几千元，再加上砻稻和捕鱼，从7月份开始菜金有三分之一可以自行解决，到8月份可自给一半，到9月份就可以实现全部自给了。 军区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有好多物资可以自给，甚至自给有余，从而培养了干部战士动脑动手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技术技能，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为夺取苏中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抓教育不拘形式 陈丕显与管文蔚、刘季平等苏中区领导十分重视运用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在根据地大办教育，以识字班、夜校为主要形式，以唱歌、演戏、读报等俱乐部活动为辅助手段，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求各分区动员塾师及能当冬学教师的青年，以苏中文教处长刘季平编写的《万事通》作基本教材。宝应县委又根据冬学的经验，在新收复的车桥、曹甸等地大力举办春学。县文教科长华士林等根据《万事通》的章节和内容写出了“学门道”、“斗争白老虎”、“老政府”、“新政府”、“大家干”、“欢迎新四军”、“奸伪该死”、“打江山”等8篇“明理小唱”。曹甸等地区以“明理小唱”作为“春学”的主要教材，差不多每个自然村都有“春学”，易教易学，朗朗上口，白天晚上到处都听到明理小唱歌声，并逐步成为宝应宣传工作的一大特色。每逢中心工作，就有人写出小唱。宝应县水荡多，往来要靠船，根据地建立后，军队、政府人员往来频繁，交通不便，县委决定在广洋湖、射阳湖、和平荡、水泗荡、绿草荡上筑五条坝，动员3万多民工、1000条船只到工地，冬学也办到工地上。在冬学春学中，由于坚持“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方针，起到了文化启蒙、政治宣传的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政治水平，打下了社会教育的初步基础。 宝应冬学春学的经验，得到了时任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的充分肯定，提出一定要全区推广。有些区委、民运工作队员，每到一处都带头教唱明理小唱。因此小唱很快在全宝应和苏中广大地区传开了。 大反攻不失战机 庆祝日军投降的锣鼓声还未停息，一贯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在苏中地区，以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的名义，分别向侵华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及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等部发出通牒，命令日军缴出全部武装，伪军率队反正。然而，得到国民党政府庇护的日军置若罔闻，仍盘踞在沿江、沿运河一带的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拒绝向新四军部队投降；伪军则改头换面为“国军”，继续为非作歹。 针对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野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指示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缴械的日伪军。苏中区党委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召开紧急会议。区党委书记陈丕显首先发言：“苏中地区滨江临海，与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蒋介石政府为确保宁、沪重镇和长江航运的安全与畅通，必将与我们争夺苏中这块要地。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向扬州、泰州进犯，并计划强占苏中战略要地海门、三仓、口岸等。国民党‘接收大员’已进入南通、扬州，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更是四处活动。大量情况表明，如果我军不迅速收复各个据点、县城，坚决消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抗战胜利的果实就会白白让国民党独吞。” 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接着说道：“根据党中央对华中部队的有关指示，以及华中局转来的陈毅军长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要求，我苏中部队要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彻底拔除敌据点，解放全苏中。”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张藩建议：“为了加强反攻力量和野战机动作战能力，建议将17个步兵团组成第一、第二、第三3个旅。”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说，“大反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建议区党委成立战时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苏中地方党的战争动员工作。” 会议很快形成了决议，并向各分区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发起攻势作战，坚决消灭拒降之敌，扩大解放区。号令一出，在纵横数百里的苏中平原上，广大军民随即向日伪据点发起了凌厉攻势。 率先吹响抗日大反攻号角的第三军分区，接连拔除黄桥至姜堰、泰州至如皋等公路沿线的伪军据点。位于运河沿线的第一军分区和江海平原东南门户的第四军分区，反攻作战同样打得如火如荼。至8月21日，苏中军民连续摧毁三垛、周庄、三余、马塘、新港等30多个敌伪据点，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广大军民势如破竹的反攻，迫使敌伪纷纷向县城等要点收缩，惶惶不可终日。苏中军区其他分区部队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拒降日伪军发起大反攻。管文蔚、陈丕显、张藩、姬鹏飞等人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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