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比较晚，或者是因为小学一年级时得过脑膜炎的缘故，上小学以前的事大都记不得了。 我是1956年的9月上学的，在这一两年前、也就是大约我五六岁时，我家已经从原先住的北京交道口31号搬到了东城的甘雨胡同16号，所以我的记事只能从甘雨胡同的日子开始了。我对于在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事非常之模糊，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仅有的印象也是父母多次重复说起在我脑袋里留下的，比如第一次看电影，我在另一篇博文《我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中有记述。
我两三年前曾经去过甘雨胡同，想寻找六十年前的遗迹，在胡同口看到一块碑，上面写着： 甘雨胡同，明朝属澄清坊，称干鱼胡同。清属镶白旗，宣统时称甘雨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13条，后复称甘雨胡同。胡同长539米，宽10米。 清朝，镶白旗蒙古都统署曾设于此。雍正四年（1726年）在此设会同馆会，以备外国使臣居住，乾隆二年（1737年）撤销。 甘雨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不是太长的，而16号则是在胡同的中部稍微偏西一点。和16号并排再向西走好像住的是一户捷克（或是一个东欧国家）的侨民，那时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而那家的小孩子冬天也是穿短裤的，真让我们不可思议。 再向西与16号斜对面的有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和年轻人在练习武术，我总喜欢站在门口看，我也很想学习武术，但父母说你还小，以后再说吧。
胡同的西口有一个教堂。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教堂是很有名的，是北京四大教堂之一的东堂，又称圣若瑟堂。东堂是北京城内修建的第二座教堂。明代末年，葡萄牙神甫利美思、安文思二人在四川传教。明亡后他们被俘获到北京，在肃亲王府当差，并讲经传道。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在现东堂所在地赐予二人一所宅院和空地，供二人传教。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和郎世宁等都曾在东堂住过。堂内藏有郎世宁所画多幅圣像，极为珍贵。而我们那时，是根本不敢进教堂的。 几年前，我再去甘雨胡同时，教堂周围的房子已经都拆掉了，那罗马式的建筑看起来比小时候更宏伟了。 然而，我几乎寻找不到儿时记忆的一点影子，而16号也没有了，问附近的人家，说70年代时就拆了，现在都是新建的多层楼房了。 那么我记忆中的甘雨胡同16号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的16号是中央歌剧舞剧院（我母亲的工作单位）的宿舍，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大户人家（或者是王府，或可能就是碑文上所说的会同馆）的一处房子。进门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朝南的北屋坐落在高台上，那是苏联专家（或是什么领导）住的。房屋的正门前有两个彩色硫璃的狮子，我经常爬在狮子背上，拿着根竹杆当作长枪，做我冲杀在千军万马中的美梦。我把自己想像成赵云，威武非常，勇猛无比，在疆场厮杀。我觉得赵子龙是三国中最厉害的，小朋友说吕布是最厉害的，刘关张三英都战不过吕布，但我总觉得如果让赵子龙去，肯定能把吕布打败，为此我经常与小朋友争得面红耳赤。 进门后左手边有一个食堂，再向前有一个台阶，台阶旁有两三株桃树。我也很喜欢爬上树的枝叉上玩，或者是骑着竹竿绕着桃树转悠，在我骑马奔驰的幻想中驰骋。可惜我们这个院子里几乎看不到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所以，只有“我骑竹马来”，却无青梅与绕床之事，当然更无人面桃花之遇，使我的童年绝然而无一点浪漫的色彩。
登上那五六级台阶，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很窄，两米都不到，左边是高高的院墙，右边是一顺十来间房子，只有窗户，门是开在另一边的。走道走到底向右拐又是一个通道，进入了又一个院子，是一排朝南的房子，我们家在最里面的一间，实际上也就是登上台阶的第一间。 我小时经常生病，总是一个人在家休息，所以也总是一个人玩。能让我唯可聊赖的就是收音机。那时我们家有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叫五灯的收音机。我最爱听的除了《小喇叭》节目中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就是评书与相声了。我听过连阔成的《三国》，还有《杨家将》、《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记不得是谁说的了，那时还没有刘兰芳和田连元呢。但很多情节至今仍然记得，比如杨七郞的“瞪箭法”、金弹子背的小矮人、罗成叫关等，都让我沉迷其中。而相声除了侯宝林，我最喜欢的是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许多段子我都烂熟于胸，至今记忆犹新。 总不能从早到晚都听收音机，我会在下午去食堂看食堂里的师傅们在忙完中午饭后聚着打扑克，是那种“小二带甩四十分下台”。我在旁边看，看多了，我也会了，忍不住支着。师傅们觉得这小家伙挺机灵的，都很喜欢我，还经常做个小馒头、小包子给我吃。这个食堂我最喜欢吃的菜就是香酥鸡了，而这些师傅写在小黑板上的菜单也让我感到特别新鲜，西红柿炒鸡蛋他们写成“柿子鸡子”，馒头写成“馒首”，我觉得真逗。 一般打牌到了四点钟就停止了，他们开始忙晚饭了。而我就坐在那个台阶上，一个人画画，或者发呆，想我希望的事。我没有兄弟姐妹，还是感到孤单的。总盼着母亲早点下班回来。80年代时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就是写的这段情景，发表在《星星诗刊》上，可惜因为多次搬家，现在也难以找到了，只能以后找到再贴出来了。 后来我上小学了。我上学的小学。最早是所私立学校，叫“育英学校”，后来改成了“灯市口小学”。我在这个学校从一年级入学上到二年级的下学期。 我们班主任是位三四十岁的女老师，姓许，名字也记不得了。她是很喜欢我的，我小时候比较柔弱，像个女孩子。我在一年级下学期时曾经得过脑膜炎，差点儿完蛋或者成为白痴。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旧疴往事录之急性脑膜炎》，就是写我得脑膜炎的事。只记得是在春天得病住到传染病医院的，但具体的日期早就忘记了。后来找到了一张北京传染病医院的挂号证（这张叫诊察券），上面日期写得很清楚，1957年4月9日。这应该是我入院的日子。（见另一篇博文《挂号证的故事》）得这个病休息了一个多月，原来打算休学一年，可许老师说我能赶上，就没有休学。 那时的同学我现在只记得班长的名字，叫周彭，其余的都忘记了。我从80年代后去北京找过许老师，只打听说她住在张自忠路一带，但我向派出所打听，都查不出来，一直没有找到，这也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我在16号大院孩子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象棋下得好。我也在一篇《输得起》的文章中提到过下棋的事： 有一次，母亲带来同事的儿子，年纪比我还小，听说我的棋下得很好，要和我一决高低。我当然没把这小毛头放在眼里。可是竟然没想到，我输了。望着那平日我赖以不可一世的棋盘，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弄得在场的人不知所措。 事后，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告诉我：“一定要输得起。谁也不可能总是占上风，是赢家。下棋就是有输有赢的。”从此，我知道了输不起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和父母的生活还是很安逸的。星期天，我们会去逛东安市场。父亲总是会买回几本书。有时我们也会去吉祥戏院听京剧，而听戏前，都会买些东西吃，我最喜欢吃的是东来顺的奶油炸糕，特别香甜。最近去北京，一次也去东来顺吃饭，我问服务员有没有奶油炸糕，他说没有，不是每个东来顺都有的。吉祥戏院旁边的东来顺那是正宗的老店，那时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那肯定会有，只好等机会去吃了，可我有种感觉，可能不会有小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 好日子不长，1957年我从医院回来，就发现我父亲不见了。母亲告诉我，是出差了。其实是因为那场反“右”的运动被隔离了。后来父亲和我说起过，他那时就是不准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看着他。他经常去东四的一家饭店吃饭，每次还喝点生啤，好像是两角钱一大杯。 我隐约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很多人，在翻箱倒柜，把家里弄乱得一蹋糊涂。这样的抄家，“文革”时又有过一次，那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了。 父亲在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到东北兴凯湖去劳教，而母亲也离开北京到江苏的宝应下放劳动锻炼。只有我一个人在北京，怎么办呢？只好把我转学到朝阳门外的芳草地小学，因为那个小学附近有一个中央乐团的幼儿园，把我寄养到那里，像我这样的情况好像有两三个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 于是，我就离开了甘雨胡同16号。等到母亲回来，又被调到宝应工作了，我就和母亲一起去了宝应。那是1959年初的事了，在宝应一呆就是28年。 而在甘雨胡同16号的这段生活经历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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