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90后出生的人来说，不一定记得在我们宝应有个“食品站”，然而，在1958年毛主席题词“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下，宝应县除城郊乡外，27个公社都设立了食品站，该站由县食品公司管理，并在各公社的协调下，划拨土地建房，修建了干部职工住房和屠宰场。每个站设有站长、会计、出纳、收购员、屠宰员等7至8人。至此，食品站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非常紧缺，供不应求。那时的人们想吃猪肉比吃“天鹅肉”还难。所以，当时下派的“预购猪”任务是指令性的计划，从县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到生产队，再到农户，层层紧扣，必须按时按量按质将猪送到食品站，无人敢抗拒。 那时，粮食紧张，猪至少要喂养一年才能出栏，食品站的催收和督促又非常严厉，所以，当时大多数养猪户都压力很大。城里人想吃肉，都由农民送，食品站购收，每斤收购价是活猪（毛重）0.45元，而市场价是近一元，每斤农民要亏5角多，100斤的猪农民要亏50多元，当时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食品站收购猪分特、甲、乙、丙四个等级，特等要160斤以上，甲等要达到150斤以上，乙等131斤以上，丙等要达到110斤。不达到等级是不收购的。
那个年代的宝应农村，公路基本上都是石子路，村队的路也大都是羊肠小道，农民要想卖猪，就用两根七尺长竹杆扎一副猪架架，两头各橫一短竹杆，两边用草绳织成网状蔸蔸，主人把猪赶出栏外，几个汉子不由分说，拖脚扯尾地把猪抬进架子里，扎好四足，任凭它反抗，也无济于事。上了等级的猪至少要3个人轮班才能抬到食品站，且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抬进食品站后，收购员就给猪称毛重，称了毛重后，就给猪“抛潲”，又叫“估潲”，就是估算喂食情况，减去几斤潲食重量，余下的才是真正毛重。 为这事，有些卖猪户常常与收购员争得不可交，骂爹骂娘，甚至双方动起拳脚来。毕竟这关系到老百姓与食品站的切身利益。估潲的多少关健要看收购员的“眼力”，如果和收购员是亲戚或熟人就好说话，多抛几斤少几斤，只要他一句话，对养猪户来说，往往少抛几斤潲，就能上一个等级，就多赚几块钱。 那个年代，想吃到肉，谈何容易！就是去买肉，人们也专拣肥肉打，打到肥肉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可以去炼油；打到瘦肉的，愁眉苦脸，想换成肥肉，还要看卖肉的脸色，肉每斤7角3分。 延伸阅读 食品站是怎样消亡的 1985年，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家取消派购任务，放开屠宰政策，开放市场经营，买卖自由，市场一片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屠户经营蒸蒸日上。 从此，食品站逐渐走入低谷，各种制度不完善，经营死板，导致生意冷淡，利润微博，搞得人心涣散，不得不全面停业，自动解散了，干部职工由国家纳入社保行列，食品站的房子、地皮出卖，曾经风光一时的食品站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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