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楠的方志学与金石学 刘宝楠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学，但是，他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不仅是经学大师，也是一个杰岀的方志学家与金石学家。 刘宝楠对宝应文史的研究，贡献是重大的。 自明以来，研究宝应文史的，并不乏其人。例如，朱克生的《明代宝应人物志》，刘中柱的《安宜名胜纪略》，刘赞勋的《重修宝应县志辨》，朱彬的《邑乘志余》、《白田风雅》，乔载繇的《白田风雅前编》，成孺的《宝应文苑事略》，还有朱辂的《朱止泉先生年谱》，佚名的《白田王公年谱稿》，刘文兴的《刘端临先生年谱》，《刘楚桢先生年谱》等。但用时最多，数量最大，成就最卓越的那还是刘宝楠。己经成书或有稿的，有《宝应图经》、《宝应刘氏清芬集》、《宝应文征》、《汉射阳石门画像考》等。 刘宝楠的《宝应图经》，始作于嘉庆十四年，时年十九岁，成于道光三年，刘宝楠的第一部著作。它是一部私纂的宝应地方志。梁启超将它作为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的典型而提岀的，按其意，宝应图经就是一部宝应县志，只不过它不是官修，而是私撰的罢了。 《宝应图经》的写作，是岀于对宝应县志的不满，他认为《宝应县志》“论今粗备，考古并疏，凡此三难，即城邑之沿革，湖运之变迁，槽运之通塞，缺而不讲。”究其书内容，主要的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也可以这样讲，刘宝楠的《宝应图经》，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宝应文史的。 梁启超将刘宝楠的《宝应图经》列为方志学的名著。刘台斗为之作了序，评价颇高，称之为，“筒而能明，博而有要，良史哉”。 《宝应图经》的主要成就在于： 一，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了宝应，解决了宝应县志三难，也是宝应文史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二，系统地研究了古邗沟运河演变史，成为运河学的重要文献。 三，为刘勰作传，并为刘勰确系宝应人进行论证，提供了历史性依据。这虽说是一家之言，但直到目前为止，尚不見辯驳。 四，对方志学的改革，起着开拓作用，也为新方志学的建立，作岀典范。 自《宝应图经》岀版后，一直成为宝应新编县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宝应文征》始纂于嘉庆十九年，刘宝楠时年二十四岁。成于何年无考。但《后记》写于丙午秋，是年为道光二十六年，估计稿成于这段时间。《宝应文征》，初名《象求集》，取象网求遗之意。上溯明季，下迄近代，凡有诗文都在甄录，厥家数十，为卷百余，乃改名为《宝应文征》。卷帙浩繁，未能付刻。 《宝应文征》虽然散佚，但《象求集序》尚存，序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宝应明清两朝文学的概况，这对研究这个时期文学有重要价值。 《宝应刘氏清芬集》，十卷，凡录诗六十五人，文二十一人，网罗刘氏成化以来三百余年十有二世之诗文。 清芬集保存了刘氏十二世诗文，又有刘宝楠的征文启与刘赞勋跋，对刘氏文学有关情况的介绍，这无论是对刘氏家族的研究，还是对刘氏文学的研究，都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 刘宝楠对宝应文史的研究，不仅見之于这三部著作，还散见若干诗文。例如，《修建宝应祀典议》、《邑中怀古诗》等诗文，以及传记，行状，墓表，序跋，等等，形式虽各有异，但都反映了研究成果。 刘宝楠对宝应文史的研究，内容宽泛，几乎涉及宝应文史所有领域。他既有王懋竑的精密，又有刘台拱的学识。他最擅长考证，又擅长理论的概括，可以说科学的研究了宝应。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方法上还局限于考证与点评，因而理论性系統性都显得薄弱。 纵观刘宝楠的学术活动，从十九岁开始创作，到五十一岁赴文安任止，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如果以治《论语》为分期的话，那一年刘宝楠是三十八岁。三十八岁之前，为早期，以研究方志为主，间以研究毛诗郑注。《宝应图经》《宝应文征》《宝应刘氏清芬集》三部著述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而且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方志的《宝应图经》。可見，刘宝楠的早期是有志于方志学研究的。而且，占有他学术活动一半时间，成就也硕然。三十八岁以后，主要研究经学，以写作《论语正义》为主，也间以研究方志。是否可以这样讲，他首先是个方志学家，而后才是经学家。 刘宝楠另一个志趣，便是金石。研究金石，也是为了注经的。一部《汉石例》却使他成为杰出的金石学家。 《汉石例》被梁启超列为金石名著，《清史列传》赞其於碑志体例，考证详博。 《汉石例》道光十年之先己成，十六年又重校一过。是书取汉一代石刻，准金石例，条分缕析，若纲在网，引证以洪氏《隶释》、《隶续》为主，旁釆诸家，发明经义，贯穿史籍，本本原原，尤为醇备。因刘宝楠深通汉学，故能得其大意，义举而例亦因之俱举，这为同类作品所不及。 《汉射阳石门画像考》亦是刘宝楠金石名著。 汉射阳石门画像，自朱彬于乾隆四十八年于平家庄发现后，很多金石学家与著名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写岀文章，后被南京张宝元汇编成册。刘宝楠也写了考证文章，其中对画像名物的考证，为学者识。 刘宝楠在金石方面除了有著作外，还注意对金石探访。例如，他在元氏任知县时就访得《汉封龙山碑》，此碑为汉名碑，对金石界，文物界及其书法艺术都作岀重大贡献。 刘宝楠的诗文 经学家中诗文写得好的，并不多见，刘宝楠可说是佼佼者，虽不是大家，也是名家。 刘宝楠《念楼集》与《愈愚录》在当时就产生轰动效应。就版本而言，《愈愚录》有五种，《念楼集》版本就多达十四种。有一二十个名人学者或为之序，或写题识或予以批校，其盛况，在文坛上也属少见。 就刘宝楠诗文而言，文胜于诗。清史列传中评其文曰，渊雅翔实。在其文中，我以为论又胜别体。他的文论，诗论，史论，特别是经论，尤为精妙，有很高的思想性与理论性。例如，他的《问经图序》，就是对清代经学思想最好的总结。这类文章在《念楼集》中并不乏见。我们应该看到，刘宝楠对于经学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论语正义》一部著作，还有他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理论，这才是刘宝楠的全部。 刘宝楠的大运河情结 近年来，运河学己被列入新国学。以此看来，刘宝楠不仅经学大师，而且是清杰岀的运河学家，运河学的奠基人之一。 古邗沟是京杭大运河最早河段。刘宝楠在他所著的宝应图经中，最早也最系统地研究了古邘沟的演变史，得岀了一个著名论断，“邘沟十三变，运河始成”。刘文淇对其评价很高，称其“叙邗沟变迁，至为详析”。后刘文淇作《运河考》，便受了他影响，很多地方采纳了刘宝楠的观点。道光七年，刘宝楠作《下河事宜纪事考》，论述乔莱《谏浚下河入海疏》之得失，兼采乔莱、靳辅、刘台斗之所长，提出治理下河新方案。道光十一年秋，高邮河决五百丈，十邑之民，田庐尽没。刘宝楠目击时艰，上书时任工部尚书朱士彦，陈述运河历年之害，并提出自己的治河方略。书名《上朱大司空书》，载《念楼集》。 刘宝楠不仅写有大运河著作，而因有着治理运河的强烈愿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刘宝楠应乡试屡不第。道光十一年又不第，累十一次。便决心闭户著书，不复应举。但因有感于百姓受水患之害，为争得治理河事话语权而复试，终于在道光十一年，乡试中式。二十年会试成进士。 宝应刘氏儒学 宝应刘氏，以论语名世，但它只是刘氏儒学一部分，更值得称道的，当推刘氏儒学。我在上文就提到的，刘氏有前三刘，后三刘，新二刘，如果再加上刘向，为古一刘，这样，就形成了宝应刘氏儒学。它渊源流长，成就赫然，又自创学派，这在全国的学术家族中也为仅见。 从刘宝楠的人生与创作道路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民族精神在这个扬学巨子身上得到突出显现，他的巨大的人格魅力，一直在激励着后人。刘氏有同夫屈原的刘永澄，有大贤刘台拱，论品德，论学问，能与他们相埒的，在刘氏家族中，那便是刘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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