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据说我的祖上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赶散到宝应，第一个脚印就落在烟波浩渺的射阳湖畔。这是一个鱼米之乡，这里的人们过着农耕渔猎的田园生活。但不寻常的是，这块三面傍水的小镇还曾留下过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陈琳和《聊斋》作者蒲松龄的足迹。儿时的我还没读过聊斋，便知道了不少鬼故事，都是夏天纳凉时，从长辈的口中听到的。当时感觉听到的鬼并不可怕，因为都是正义善良的鬼。前几天，我陪南京的朋友特地去老县政府旁边的蒲松龄纪念馆游览，友人感慨，说宝应的民俗文化在不经意之中竟然成就了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这话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我没有去更正。因为这隐隐约约也是一个小城人的骄傲。

　　我的父母亲大约是在宝应城解放前夕来到宝应的。据父亲说，当年他组织工人纠察队，平息了那场发生在1949年的反动组织“先天道会”发动的腊八暴动。这个阅历，在日后多少年里化为难忘的记忆一直留存在他心中，直至父亲离开人世。

　　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出生后自然也就成了小城的万千主人之一。我曾经的家，就在现在的南大街。那时叫红旗大街，附近一些街巷的名称和红旗大街一样，都烙下了时代的痕迹，有着很深的文革味。如援越街，上游巷，红卫桥，发展巷等等，不一而足。现在这些名字都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毕竟很多地名都是不同时期的真实存在，不能为了一个特定的时期而全部千人一面。当然滑稽的还有所有的小学的名字，全部冠以红字，如育红，培红，永红，向红，志红，还有红印，红心，船员的子弟学校好像有叫东方红的。写到此，不由想到我国现在很多城市的建筑大都长得很相似，丢掉了个性，也值得我们思考。

　　小时候家境清贫，但我却没感受到贫穷，其实那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想到这里，我就会从心底里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眼睛里看不到其他伟人，因为我心目中的伟人就是我的母亲。她让我们在如此贫瘠的物质世界里过着有尊严的快乐童年。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也是一个票证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肉票、香烟票、肥皂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才真正好转起来。

　　我记得当年很多人养成了站在电线杆下收听广播的习惯，大新桥因是宝应政治经济的地理中心，站那里听广播的听众尤其多。1978年年底的一天中午，从大新桥电线杆上的广播里，我听到了两则惊雷般的消息：一则是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一则是从1979年起，中国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记得那时大新桥的邮局南边搭着一个唱戏的戏台，宝应的好戏随着国家前进的步伐，也就由此开始了。

　　我记忆里，南大街的路面是由青石板铺成，一块一块摩肩接踵般地横着，有点古韵，在雨天，行人走着会觉得有点滑。夏日里，街上经常会有叫卖声从货郎担前划过。整条街走下来，依稀有徽派建筑的影子，只是现在街面的装饰多了些许时尚的元素。从南大街步行向南，出了南城根，那时还残留着半截高的城墙，小伙伴们还经常在城墙上打仗，躲猫猫。城墙的脚下就是一条流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宋泾河，据说唐代的尉迟恭将军在宋泾河上还建过一座桥，叫广惠桥，现在已经叫小新桥了。

　　过了宋泾河向西，便到了大运河畔。童年时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运河堤岸上玩耍，挖一些油泥回家做手枪。那时哪里知道，这京杭大运河的背后会有那么多的运河文化，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在古城里隐匿。好多年以后，查阅了史料，才知道这块土地上的脚印有多少：有过柳泉居士蒲松龄，有过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陈琳，有过明代大画家陶成，有过京剧鼻祖高朗亭，有过经学大师刘宝楠，有过少年周恩来……以前经常和外地的朋友讲，宝应这个古城真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相传，唐肃宗平息安史之乱，又得尼姑真如献宝，便将得宝之地（时名安宜）赐名为宝应，使宝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县份；中国象棋因为在宝应元年传世，故又称为宝应象棋；乾隆皇帝下江南曾经驻足宝应，为泰山殿亲笔题下了“天下第一山”的匾额；漫长的岁月里，许多文人墨客为这块土地留下诸如“翘首乡园何处是，渔歌听断水云天”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宝应这个古城的文化辐射力亦不容小觑，北有淮安《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南有兴化《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高邮的宋词名家秦少游，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

　　小城有传承，也有发展，现如今大运河上已经架起了四座大桥，曾经荒废的泰山殿等寺庙也在恢复之中，所有这些都在重新见证一段真实的历史。

　　一片一片记忆碎片，告诉后人，小城旧事也是历史。至少，我们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