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曹云金师徒互撕：揭开了相声界的黑历史

　　“郭德纲出去接活、走穴，爱哪挣钱哪挣钱去，没关系，有我们几个给他看园子呢，我和王文林最高时的出场费是每场每人150元，我们已经是这个地位了，为什么一场多50元钱都不给涨呢？”徐德亮这样说道。而他的搭档，王文林老先生也对薪酬这事儿相当不满。

　　对此，郭德纲一脸严肃地回应道，“我只想说两句，我没赶他们走，他们生活很好，在这也赚了很多钱。我没有亏待任何人。德云社现在挣得并不少，像王先生一个月能拿五六千元的工资，外加一场商演他可能就能多挣七八千元。”

　　当时，德云社的票友分为两拨，一拨支持二人退出德云社，称“为钱退出不丢人，难道要为了德云社饿死自己吗？”。另一拨人支持郭德纲，称“顶梁柱卖票的都是郭德纲一人，挣多挣少，还不是观众说了算。”跟今天曹云金与郭德纲的纷争，如出一辙。

　　但说到底，钱只是表面因素，艺术上的分歧，才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徐德亮文学素养德云社第一，他认为相声总是要有文学底蕴，要推崇文哏。他觉得郭德纲的相声低俗，三俗小包袱太多像A片儿，听着让人起腻。而郭则认为徐的相声是文字卖弄，基本功都不扎实，观众就是不喜欢。

　　一个注重传统的传承，一个注重商业的价值，或许徐德亮退出德云社，对自己和郭德纲来说，都是最好的解脱。2009年，张文顺去世之际，郭德纲、徐德亮、王文林一同来哀悼，徐德亮跪倒在地，不断叩头，失声痛哭。被搀扶起来后，依然难以自制，流着泪与郭德纲握手，也算是世纪破冰大和解。

　　▍二、侯宝林与马季：文革中写大字报互批。

　　马季，原名马树槐，小时候是上海宏德织造厂的学徒，伺候师傅吃饭、睡觉，是马季每天的主要工作。喜爱相声的马季每逢公会联欢，便主动上台表演“丑角”，“1956年是我人生转折最关键的一年，当时被伯乐看上了。先是刘宝瑞老师，后来侯宝林先生也发现我了。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叫来了，说‘你学相声吧，我教给你。’这样，我就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马季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中这样说。

马季、刘宝瑞、侯宝林

　　1957年，师父侯宝林看到北京放映的匈牙利喜剧电影《牧鹅少年马季》，便跟他说，“你这个马树槐呀，绕嘴。做个演员，应该名字起得响亮一点，干脆就叫马季”。后来，马季在侯宝林与刘宝瑞等名师的教导下，联合创作相声，合作演出，一晃就是近10年。

　　然而师徒间的情份在文革到来时戛然而止了，师徒二人都被扣上了“反动”的大帽子。批斗会上，侯宝林被厉声呵斥，问他《寸步难行》替蒋介石张目，是谁写的？回答：“马季写的”。《西方音乐》宣扬资本主义的奢靡，是谁写的？回答：“马季写的”……反反复复四次，都是马季写的。

　　于是马季被拉上来接受批斗时，非常生气，就开始批判候宝林的老封建，压迫自己不让跟别人学艺，还用手推了候宝林的肩头一下。推一下不要紧，传言跟着就来了，改革开放后不少人说，徒弟马季打了候宝林一巴掌。2006年，在《鲁豫有约》中采访马季，问他有无没有这事儿。马季不置可否，没有明确说没有也没说有。

　　在马季的自传《一生守候》中，马季坦承自己给侯宝林写过大字报，“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要求写的，我也没有办法，但从来没出格，更没打过侯先生，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1983年春晚，当时已经淡出舞台的侯宝林出场，指着马季说：“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的徒弟马季。”这被看作是侯马关系的破冰，侯宝林临终前，还不忘嘱托马季，“马季，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老一辈相声艺术家，到生命尽头还不忘传承相声精髓，在那个年代，他们用极具创意的相声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也受到了观众的尊进与喜爱，不论文革期间有过如何的羁绊，师徒情谊就在那里，不灭不息。

　　清朝末年，相声祖师爷朱少文创立相声时，以艺名“穷不怕”三字，在北京天桥摆摊出演。说文解字讲笑话，编戏讲戏唱生活，“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史书落地贫”，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封其为“天桥八怪”之首，并受到当时的文人的赞赏与歌颂。

　　马季生前曾说：我爱相声爱了一辈子，也恨相声队伍恨了一辈子。再看如今的追名逐利、纸醉金迷、与恶言恶语，真是师父不像师父，徒弟也不像徒弟，令人感叹，也令人唏嘘。不禁想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声，还能在传承传统和商业化运作的激荡中，重振九十年代的相声辉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