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县志类编》“异闻”载：“嘉靖十年，宪使仲本宅，开金带围芍药花三枝，知县邓继曾有诗记之。”为何芍药花开要写进“县志”且纳入“异闻”呢？因为“金带围芍药”非同寻常，不仅罕见奇特，更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四相簪花”的故事，使此花增添了传奇色彩。 1983年冬，在宝应县泾河镇张家庄仲氏家族墓地，抢救性地发掘了明代浇浆墓一座，出土了两具不腐尸，其墓主人即为明代陕西按察使仲本与其夫人赵氏，此两具尸体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随葬出土的仲本穿戴的一套官服及深埋地下四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一张状纸，现尚在宝应县博物馆中展出。 仲氏，宝应望族之一，其族以医术出名于元末明初，以科举显耀于明代中期。仲明斋为元朝名医，子孙世传其业。明天顺初，诏征天下名医，仲昶被征，景宗授以太医院院使，赐金示宠。明宪宗即位，问仲昶诸子之中谁可继任，昶推荐其侄仲兰。说仲兰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书法尤善。宪宗遂授仲兰为中书舍人。昶卒，仲兰任太医院院使，加尚宝寺卿，进通政使司右通政，掌院事如故。 仲兰喜交游，遵礼法，当时贤士大夫如刘大夏、李东阳、王鏊、杨廷和等，与其过从殊密。仲兰母亲郑氏八十寿辰，周太后召见于慈寿宫，赐琥珀念珠、玉顶金根万年杖。仲兰在宝应为其母特建荣寿楼一座，刘大夏曾赋诗以记。仲兰医术高超，堪称一代“神医”。《宝应县志类编》载“仲兰医死人复活”中说仲兰以奇特的方法治好户部郎中水蛊疾，回乡时在宝应救活已入棺即将下葬的孕妇母子。这些故事后来被蒲松龄采用，作为《聊斋志异》“酒虫”、“太医”的原始素材。 仲本是仲兰的长子，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刑部主事。仲本历任汝宁通判、严州同知、广西佥事、河南佥事、陕西按察副使、按察使等官。他为人刚直、执法无情，常得罪权贵，故其仕途坎坷，曾数度被贬。 “金带围”芍药开后五年，嘉靖十五年(1536)，仲本卒，447年后，从发掘的仲本墓葬来看，全无明代厚葬习俗的丰厚随葬，只有极其简朴的衣饰，其状近似普通百姓。可见，仲本生前是一位廉吏。 “金带围”芍药的开放，并未使仲氏后人出将入相。看来，花开花落与时世变更并无什么必然联系。“簪花四相”虽是偶然巧合而演绎的故事，但其中饱含着人们对富贵吉祥的期盼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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