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曰藩与明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的交往

　　纵观整个明代276年间，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大才子：杨慎、解缙和徐渭；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三国演义》卷首的那开场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杨慎之作。

　　当时宝应文人中的翘楚朱曰藩和杨慎有长达十几年的交往，说起他们之间“千里神交”的故事，先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人。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慧过人，加上家学渊源，使他早已声名远播。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不过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又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

　　但杨慎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性格耿直，“每事必直书”。嘉靖三年（1524），为抗议非法逮捕朝臣，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声彻宫廷。杨慎于七月十五日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慎这样一个不受皇帝欣赏的忠耿之士，却受到了与他相隔万里的宝应文人朱曰藩的尊敬与崇拜。

　　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明宝应人。其父朱应登，明弘正间“东南四才子”之一。曰藩幼承家学，博学工诗。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知浙江乌程县，终九江知府。

　　朱曰藩与杨慎之间的交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他们一个身在云南边陲，一个处江南之地，从未谋面，却神交十多年，互相以诗书赠答，惺惺相惜。不能不说是一段千古的佳话。

　　据史料记载，可知当时朱杨二人的通问系得力于两个人。

　　一是云南沐太华。此人是黔宁王的支子，即明朝著名的开国功臣沐英的后代。据同样与沐太华、朱曰藩相交甚密的何良俊说：“其人风流有雅韵，善书，尝以素扇作蝇头小楷书蔡消闲《石州慢》辞远寄射陂主客。”（蔡消闲即宋末金初的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

　　正是通过沐太华，杨慎获知曰藩，而曰藩“觅得公在滇诸论，读之辄欣然有慨于中”。朱曰藩后来在一首《伤沐太华》的诗中写道：

　　花满秦淮酒满缸，美人一别永相望。初传西蜀弦中曲，自和南唐帐底香。

　　入梦范张情更远，从游程杵义偏长。细书在处吟眸暗，泪洒蝇头不作行。

　　其中在“初传西蜀弦中曲”一句后自注：“太华丐我升庵书刻甚多。”记述了沐太华多次为从杨慎处将杨慎的著作带给他的事。末尾一句“泪洒蝇头不作行”所指即是何良俊所说的沐太华将自己以蝇头小楷书写的蔡松年词《石州慢》寄给自己的往事。

　　另一个乃江南士人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他是顾璘之孙。嘉靖二十七年（1548），顾应祥任都察院副督御史，巡抚云南，他去云南时带去了朱曰藩写给杨慎的信和作为初次拜见尊长礼物的自己诗集。从此朱曰藩和杨慎的交往便越来越紧密了。顾与杨慎及朱曰藩都是朋友，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人与引介，自是合适不过了。

　　朱曰藩写给杨慎的信堪称是崇敬师长的典范之作，也言明了自己对文坛和文风的看法。信中说“曰藩陋劣，童时侍先君子，即知海内有升庵公，迄今三十年余”，说自己听闻杨慎的大名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后来通过沐太华得到杨慎到了云南以后的著作，所谓“后又觅得公在滇诸论撰，读之辄欣然有慨于中。精义玄解，种种奇特，折衷之思，在修文者，真冈极矣。”他还将杨慎与当时的其他文人进行了比较，“近代文章之家，立言垂后，寔多其人，求其如公，朗彻千古，即事称奇，使异时秾习譌障，弹指洞非，厥俪鲜已。”对于能结交到杨慎这样的师长，更是感到极其欣慰，“某何幸，乃亦获与闻于公，以为终身旌镜，慰甚慰甚！”可以看出，他对于杨慎的崇拜并不是心血来潮的追捧，而是由来已久发自于内心；而且他也不是趋炎附势的攀附之人，在杨慎流放云南期间还千方百计与之交往，完全是出于对杨慎所代表的斯正文脉的景仰与认同。他请求杨慎对自己的作品予以指教，“兹箬谿翁（指顾应祥）之便，辄附平生所欲言，如此外，鄙作一卷，并往充贽，傥谓可教，大赐删削，某无任荣愿之至，唯公亮之图之。”他的态度是非常真切与虔诚的，他希望得到杨慎的教诲。

　　而杨慎对他也是青眼有加，在仔细读了朱曰藩的诗后，非常兴奋，在回信中对其引为“千里神交，平生奇遇也，荷何可言！”而对朱曰藩之诗称赞为“新诗一卷，展玩手之而不释，吟号口之而不置，信一代之奇作，诗林之振秀也！”杨慎也对诗坛之流弊进行了议论：“走还观近时之诗，在于弘治初，流易或入于鄙俚，浮靡又下于元人。有厌之而学杜者，振俗近古不为无助，而专事蹈袭，殆同抄剿。但求只字之似，不顾全题之违，其与前敝亦五十百步之间耳。”杨慎还说朱曰藩的诗“古不乖时，今不同敝，必传之作也”，两个才子遂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文友。

　　他们两人之间书信虽然不多，但互相器重，引为知己是一以贯之的。

　　朱曰藩有《寄升庵先生》一诗：

　　楟花落尽鹧鸪飞，吉甫台边春事稀。锦水繁华添丽藻，禺山金碧有光辉。

　　僰中僮隶传书至，煎上人家酤酒归。笑挈一壶江浦去，轻红刚值荔支肥。

　　此诗首联用尹吉甫之典入诗，吉甫是西周尹国的国君，也是军事家、哲学家、诗人，被誉为中华诗祖，曾辅助周宣王中兴周朝，晚年被流放至房陵。后代诗文中多以之作贤能宰辅的典型。朱曰藩是把杨慎比作吉甫。楟花即是棠梨花，杨慎写过《楟花》，中有释：“《孝子传》：‘尹伯奇採楟花以为食。’”这里的尹伯奇即是尹吉甫的儿子，是古代有名的孝子。

　　诗中颔联中的“锦水繁华添丽藻”，是借用唐钱起的《送裴頔侍御使蜀》诗中原句，而下一句“禺山金碧有光辉”句，则是借用南朝梁诗人刘孝威《蜀道难》中的原句，这一联的集句浑然天成，都是在对杨慎被谪边疆的叹啘，即使身处边陲之地，依然令山水增色。

　　颈联两句是状写收到杨慎来信时的喜悦，僰，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这里代指云南。尾联的两句转为豁达的向往，携酒江湖，共享荔枝之美味，这恐怕是作者对能与杨慎晤面的希冀吧。

　　朱曰藩由乌程令迁官南京后,仍与杨慎保持交往。因杨慎的提携与奖掖，朱曰藩蜚声诗坛，而且在金陵诗坛成为领袖级的人物，在他的左右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而且这些人都是杨慎的拥趸。

　　朱曰藩最初的诗集《池上编》，杨慎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作了批选，据《池上编》卷原为当时朱目藩诗集之单刻本,经杨慎选批七十四首再刊时，仍冠以原名。杨慎在序中说:“维扬朱子射陂以掞藻相契。近以其《池上编》二帙寄予批评，苦无人录一过，但择其惬心而必传者七十四首，如昔人箧中之集藏之，仍归其原帙。至邛州，北川陆公见而珍之，遂命刻梓而属慎以序。”朱曰藩生平著述汇编为《山带阁集》，共三十三卷，也是由杨慎为之作序。清初钱谦益、王夫之对他评价甚高，誉为“金陵诸贤之首”、“嘉、隆间中流一柱”。朱曰藩在文坛上的成就与杨慎的鼎力推崇和诗学熏染是分不开的。

　　朱曰藩当然对杨慎的栽培铭记于心，他和他周围的一班金陵文友还曾经做了一件可以载入史册文坛盛事，就是对杨慎画像顶礼膜拜。

　　《山带阁集》卷三十一有一篇《人日草堂引》，记述了这个活动的整个过程。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朱曰藩得到杨慎自江阳托陈玉泉带给他的杨之画像，悬挂于寓所，日夕虔奉。在正月初七这一天，即传统的“人日”，正好是积雨稍霁，他邀请了东海何良俊、西域金子坤、秣陵盛时泰、吴门黄姫水、文伯仁、郭第、顾应祥等朋友，主宾八人共聚一堂，用比丘圆澜来自焦山中泠泉的水烹阳羡贡茶，茶泡好了用小杯注之，焚香于垆，恭敬如仪，共同瞻仰杨慎之像。当时大家各东西两边站立，对着画像，如侍侧礼，以示崇敬。大家对于能一睹大师的尊容，都喜形于色，啧啧称颂道“幸甚！今日乃得睹升庵先生之象。”

　　郭第说：“先生长耳重颐，寿者之相，不知今年高寿几何？”朱曰藩屈指道：“戊申甲子，乙丑庚辰，今年应是七十有二。”金子坤叹曰：“先生风骨癯然，而胸中蕴蓄如此，殆所谓芥子纳须弥（注：微小的芥子中能容纳巨大的须弥山。喻诸相皆非真，巨细可以相容）者耶！”盛时泰说：“博哉精哉！宋以来无此人。”朱曰藩说：“先生此中如大圆镜烛，理精瑩不以纤毫臆见，自覆岂宋人之学可语？”

　　文伯仁感叹地说：“今天的这个聚会太奇特了，怎么可以没有记述呢？我一定当创作一幅《人日草堂图》来寄给先生。”朱曰藩不觉欣然拊掌大笑，说：“好，我们也来写诗寄给先生。”遂口占一联：“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便选取这两句中的平声字，去其重字，选得“人题诗堂，遥怜思乡”八字作为诗之韵，让书童作了八个阄，让各人每人抽取一个，以其韵各写一诗，寄给杨慎先生，以见万里驰仰之怀。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两天后，文伯仁的画图告成，又过了两天，各人的诗次第完成。

　　朱曰藩占得的是“人”字，诗曰：

　　开岁苦阴阴，花枝入夜新。众星欣有月，七日况逢人。

　　水品中泠最，香烧南海纯。形相俱满意，彩笔烂生春。

　　何良俊占得“思”字，诗曰：

　　草堂做对高人像，正是梅花欲放时。新月一庭留气色，好山千里共襟期。

　　烹茶此夜聊修供，载酒何年得问奇。四海贤豪沦落尽，独因泸水托相思。

　　可是当他们将文伯仁绘《人日草堂图》并共赋《人日草堂诗》一卷，并寄杨慎时，可惜杨慎已竟已驾鹤西去了，没能见到这班“粉丝”们的诗画之礼。

　　一年后，黄姫水有诗《人日怀朱太守子价》，犹忆及此事:“忆昨人日月在天，高请设像数几筵。石鼎自煮中冷泉，题诗万里寄泸川。”

　　朱曰藩对这件事一直难以忘怀，而且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称：“是举也，论交之真，敬长之悫，乐善之诚，胥于此征焉。先辈风流，真可以宽鄙惇薄。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用修何以得此于诸贤哉？亦可以感矣。传之后世，不独为艺苑之美谭也。”

　　这确实应该成为古今艺苑之美谈，因为这种文人相敬、真心交往、淡薄名利、崇尚正直的精神，正是中华传统美德之所在，是值得弘扬与光大的。

　　朱曰藩与杨慎的这十数年的“千里神交”，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作为在宝应生活过或出生在宝应的现代人，闻此故事，应该油然而生与有荣焉之感吧！

　　备注：陈斌之《广陵诗人朱日藩文学交游考述》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