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三年，扬州府向所属各州县发出《禁约》，并勒石（刻制成碑），立在各州县衙门口。由于年远日久，碑石多毁。1997年的秋天，民工在原宝应县县衙大院翻修道路时，一镐下去，触到硬东西，然后几个民工连撬带挖，这块《扬州府禁约》的碑石现了身。市档案局邀请扬州有关人士去宝应整理碑文。现在，这块碑石收藏在宝应档案馆。 此碑石高4尺，宽2尺，厚近1尺。从这块碑石的磨损程度看，可能已充当过踏脚石，又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地下，不见天日已有多时。碑面部分显现出缕缕裂痕，碑石的两个下角已残缺，缺面较新，应该是发现时被损的，碑面眉部依然可以辨认出“扬州府禁约”五个横书大字。碑文共22竖行，经年久磨损，已模糊不清，从不残缺的部分看，每行当有34个字。 这块碑石虽已残，文字也已模糊不清、断断续续，只能看出大体内容，但它实实在在是为“恳除蠹害，以延民生”而立的碑石，碑文主要叙述当时查处了一起库吏“胆大包天，蔽上害下”侵吞国库银两的案件；扬州府将此案通报于所辖各州县，并要求各州县刻文于石，立于县前，引以为戒，永杜民害。 在以银两为货币时，各种税收所得都是杂银、碎银，官家就需要铸成统一形制、重量的银锭入库。入库的银锭上还要铸有标志的字样（此锭银的年月、地点、监铸官员姓名）或各地特有的图案，方便入国库管理。这种“银锭”称为官银。官银是用来入库的，也就是每个省的税收，财政收入。官银不仅在民间不能使用，即便官员也不能使用，直接使用官银是杀头的大罪。官银主要用于军饷、官薪、宫用、各地建设、赈灾等支出。在官银支出给各地和个人以后，获得官银的必须将官银再熔化一次，炼出新的银锭或者银块，这就是民间流通的银锭和碎银的来源。银子熔化总要有所损耗，这种损耗称为“火耗”，即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或是银锭熔化为碎银的折耗。在明末和清朝，一些贪婪的官员和军队将领就在火耗上大做文章，成为贪污的主要手段。 当时，扬州府治所在的江都县，某库吏就在入库制锭和出库化锭的“火耗”上做起了文章，在银两入库时“重秤加二收入”，出库时则“轻等发出色银”，也就是大秤进，使其量轻，小秤出，使其量重，并在成色上玩花样，库吏将成色不足的杂银、碎银以足色银交银匠制锭，这样火耗自然就大于足色的，于是银匠就得自己贴银，以完成规定的重量，弄得银匠“鬻女包赔，情苦可怜”。税收所得化为库银，每年都有，时长日久，银匠怎么也赔不起。那就为库吏所控制，俯首听耳，为库吏制作欠色的锭银，继而相互勾结，弄虚作假，共同侵吞库银。 碑文明确指出，“廪粮岂容指取，书仪势勒倾销成锭，索诈银铺，殊为可恨”，“库吏既索火耗，其责任必在库吏”“倘有银色不足及数目短少……吏书自当认罪，于匠役又何与焉”。“视此民害，何忍骚扰”。碑文中规定，“交兑不许漫用银匠”“不得故违宪……”并且规定，今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参照江都“勒石事”处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谁敢言魏忠贤个不字，非死即贬，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数十人，其中包括天启五年“以讥魏忠贤，下狱死”的“扬州知府刘铎”。以魏忠贤为首的一批贪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腐败成风。就连一个小小的流外库吏，也如此胆大妄为，实在令人发指。 此案的案发查处是崇祯三年，实际作案也有多时，至于涉案人员的处置，碑文没有提及，但可以想象得到，必定是“斩立决”。此案未见地方志书记载，则足以说明像这样侵吞库银的大案，都进不了地方志，可见当时蠹风之盛。所以碑文也直言不讳地说：“蠹来已久，不独扬州一府，如是天下皆然。”这倒是当时官场普遍腐败的真实写照。碑文还透露给我们另一个信息：“至于上司取礼，历来奉文，止云取银若干……”就是说当时官场索贿之风已堂而皇之，名正言顺。 在明王朝内忧外患、腐败成风之时，扬州府在查处此案后勒石警示，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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