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到了关于方观承（1696-1768）到宝应寻亲的三种版本，一是清宝应大儒朱彬（1753-1834）的《游道堂集》，其卷一有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述；二是清末民初宝应人陈式周（1882-1954）以存悔之名（陈式周字石逸，号存悔）所著《此登临楼笔记》（并非《比登临楼笔记》或《登临楼笔记》）之上卷中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述；三是浙江人徐珂（1869年－1928年）编纂的《清稗类钞》中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述。
比较这三种版本，虽然都是关于方观承寻亲，但还是有许多差异的。 其一，寻亲的地点不同。 前两种宝应人的著作都是到宝应投奔姐姐，后一种是去宁波访戚某，具体何人，语焉不详。那么究竟哪一种比较接近事实呢？ 从作者与故事人物的关系来说，朱彬这一来源应该比较真实可靠。 宝应朱家与乔家有姻亲关系，朱彬的曾祖母即是乔莱的四女儿，而且乔莱之孙、乔崇修之子乔亿（1702-1778）是朱彬伯父朱宗光的岳父。乔崇修次子乔肃妻方氏为方式济女，故事人物方观承则是方式济之子。所以，朱彬应该是比乔观承晚两辈之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并不远。加上朱彬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听乔肃之子乔坚木（乔坚木长朱彬一辈，故文中称”乔坚木丈“）所述，而乔坚木之母正是方观承之姐，他是亲口听方观承所言。虽然是口口相传，但有人有据，应是不虚。 而徐珂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以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为主，他的《清稗类钞》全书48册。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录自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成。虽然范围广泛，但选录颇为芜杂，也未经核实查考，故而有错讹遗漏在所难免。 另外，从故事人物当时的处境与经历来说，方观承来宝应寻亲比较合理。 说到这一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方观承家庭的背景。方观承的曾祖父方孝标（1617一1697年），本名玄成，避康熙帝玄烨讳，以字行；因为戴名世之《南山集》案牵连，《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牵连至方氏宗族，一并治罪。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亦因《滇黔纪闻》文字案被剖棺戳尸，妻儿等人被发配流放于黑龙江，财产尽没入官。 祖父方登峄（约1698年前后在世）官至工部主事，因《南山集》一案被发配黑龙江。 父方式济(1678年—1720年)，官至内阁中书，因《南山集》一案被发配黑龙江。 方登峄与方世济都死于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 而当时的方观承尚幼，他流徙到金陵（今南京），借居清凉山僧寺之中。这在《清史稿》中《方观承传》中有记载： 父式济，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 而方观承是一个极孝之人，他和哥哥观永在成年后徒步去东北看望父亲与祖父，这被传为佳话。桐城派的另一位大家姚鼐在一篇《方恪敏公家传》中云：“方恪敏公，讳观承，字嘉谷，桐城人也，而居于江宁。桐城方氏，自明以来以文学名数世矣，而亦被文学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讳登峄、考中书舍人讳式济，皆以累谪黑龙江。公时尚少，与其兄岁往来塞内外，以营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数百里。” 这都可以说明，彼时方观承居住在江宁（今南京），如果北上黑龙江，经过宝应是完全符合地理之便的，如果去宁波，那就南辕北辙了。况且他的亲姐姐确实嫁给宝应的乔家，并没有什么近亲在宁波。 其二，寻亲未果的情形有异。 按朱彬所云，是因为方观承到达姐姐所嫁的乔家后，看到“仆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门之两楹，”于是有些胆怯，当仆人问他干什么，他回答拜访亲戚后，那仆人竟然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亲戚，怕是来偷东西的吧？”于是方观承觉得自己这个破衣烂衫的样子会给姐姐带来麻烦，“迟回久之，终弗入。乃信步折而东，又屈曲西行，里许至芦家巷。”后来遇到屠户。 而在《此登临楼笔记》中，只是说“既至乔第，见室宇森严，左右鹄立，徘徊移时，终不能刺，惧遗姊氏羞，且不愿遭仆从白眼，竟不顾而去。然囊橐萧然，去将何之？腹枵而馁，时正隆冬，逼岁除矣。攘往熙来，辄增忉怛。信步至芦家巷口，……”完全是他自己因处境之困看到豪门之深而没有勇气去登门投靠。也是后来遇到了屠户。 而《清稗类钞》则写方观承“见其戚倚门诸奴，皆貂帽狐裘，甚豪倨，自顾褴缕，往谒恐遭逐，乃于其巷中赁屋以居。惟以资斧将尽，进退两难，日于门檐淆其戚居乡状况.”而在向屠户打听时，屠户对他说：“我与之同巷二十年，未见其恤一亲族，去恐无益。”屠户遂请他帮助记账。 这三个版本的情节基本一致，只是细节的不同，朱彬的版本刻画了仆人的傲慢无礼，陈式周的版本则是方自己心理的揣摩，徐珂的版本则通过他人之口，道出主家的刻薄，三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两位宝应人当然知道乔家是望族大户，不会不讲礼仪、嫌贫爱富的，而徐珂则从一般人的趋炎附势的势利心理出发，增强了戏剧性的效果。 其三，赚钱数目有所不同。 后来的情节基本一致，都是方观承为屠户记账，屠户对他厚遇，给他换了全套新衣鞋袜，临行时还赠他盘缠。只是盘缠的数量不同，朱彬是“翌日赠钱四千”，陈式周是“又赠青蚨数千”，徐珂是“并赠钱二千为路费”，但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了。 其四，方观承显贵以后再去寻找屠户的情况不同。 朱彬所述的结局是，方观承当了直隶布政司后，派人去宝应寻找屠户，“至则门巷萧条，屠夫妇身殁已久，女适谁氏，亦不知所终。”而陈式周的记述基本略同，“及公贵，专人访屠，夫妇物故久矣，一女子不知所适，竟无可为千金之报也。”而徐珂的则是另一种情形，“方既贵，招屠至，赠以三千金，令改业，并为其女择佳婿。”这是一种戏剧性大团圆的结局了。我们当然比较相信两位宝应人的叙说，因为当说到此处，朱彬文中道：“言至此，公泣下数行，下座客皆为之改容，乔（指乔坚木）恍然如有所失焉。”而陈式周文中道：“后与乔氏甥言，辄遗恨，独不解屠以何等眼光而款客殷殷，且逆料公之必贵。或曰：屠而隐者也，又何以不及待报，而相继逝世，神明造化，隐晦心事，乌得而知！”这些才是当事人之常情呀！ 综上所述，朱彬与陈式周的两种版本大同小异，只是在描写的细节方面稍有不同，朱文约1000字，陈文700余字，朱文描写人物的语言及动作都更为具体生动。应该说，这两个版本比较真实可信。 当然，他们的文中也还是存在瑕疵的，方观承逝世后的谥号，朱彬错为“敏恪”；而陈式周错为“勤恪”。我查了《清史稿》，应是恪敏。“敏恪”与“恪敏”都是皇帝常常用来对臣僚其生前事迹与品德的评价，恪指谨慎、恭敬，忠于职守，敏指思想敏锐、勤勉。用在这位被誉为“乾隆五督臣”的方观承身上，的确也是实至名归。 顺便再说一下方观承与方苞的关系。 他们是本家，我查了一下方家的谱系，兹将有关的摘录如下： 十二世：方大美<太仆侍少卿> 十三世：方拱乾（大美五子） 十三世：方象乾（大美四子） 十四世：方孝标 十四世：方帜 十五世：方登峄 十五世：方仲舒 十六世：方式济 十六世：方苞 十七世：方观承 方观承应该比方苞晚一辈。在《南山集》案中，虽然方苞也被牵连其中，但他是由于为《南山集》作序，与方观承的曾祖父方孝标因《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二者的罪名是不一样的。方苞先被以绞刑论处，后康熙得知方苞擅长古文，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将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比起他的二位同宗发配黑龙江而客死他乡来说，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至于有人说戏剧《珍珠塔》即是根据方观承经宝应寻亲的故事改编而来，我还没有找到比较靠谱的依据，有待以后勘查佐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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