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问我，是不是姓何，叫何平，是不是曾经下放在山阳公社山阳大队的红旗生产队，我回答是。他说他也姓何，问我还记不记得红旗队有几户姓何的人家，我回答当然记得。 于是他告诉我，他叫何桃山，是这几户姓何人家其中一家的后代。他现在扬州做生意，做得不错，并邀请我去扬州，他的父亲也在，很想见到我。 于是去年四月份的一天，我去了扬州。见到了何桃山和他的父亲何文章、他的儿子何索及他们一家人。把酒言欢，我们说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事。
我在红旗生产队的时候，何桃山还很小，他父亲比我大一岁，是现在活着的何姓年纪最大的了。老一辈的都已经相继去世了。 我父亲是1969年底被押送劳动到红旗生产队的（他那时虽然已经摘去了“右派”的帽子），而1970年初，母亲也从宝应县中学被下放了。而这几户何姓的人家也都属于有点政治问题的，他们的长辈，不是做过国民党的小军官，就是被认定为“反动会道门”的小头头，也都是被歧视的对象。也许是一笔写不出两个何字，也许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使得他们对我们家特别亲近。 我的父母刚到红旗生产队时，已经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而我还在公民大队插队。所以家里有些需要体力的活计，都是这几户何姓人家主动来帮忙，包括扛屋基、种自留地、收割庄稼等。而当时我们家晚上是点“罩子灯”的，所以这些何家的上学的小孩子们也都会“借光”在我家做完作业才回去。每逢开学，我父亲都会用旧杂志帮他们包好新发的书。 生产队的人都称我父母为“何爹爹（山阳话中爹爹是爷爷的意思）”、“何奶奶”，把他们视为长辈，而我也和何家的“文”字辈成为一辈。小孩子们叫我“何大爷”。我们家在红旗生产队前前后后差不多生活了十年。 我是1975年底离开山阳到县城的电机厂工作的，而我父亲是1978年八九月份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汉英词典》编辑部工作的，我母亲最后离开，是1979年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直到1986年1月我也调至南京工作，我们家与红旗生产队的任何人便没有任何联系了。 他们告诉我，还有一个何姓的后代现在北京发展，是何三爷的孙子，如果我有机会去北京，也可以和他联系。去年9月和今年3月，我又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年轻人何正标，他也非常激动，他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到我们一家的事，虽然我们离开红旗生产队时，他还没有出生。他说一直就像看到我们家的人，现在居然实现了，说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2017年3月在北京，我与何正标。） 和他们分别时，他们送了茶叶和酒给我，又替我结了酒店的账，并且一再嘱咐一定经常保持联系。 岁月匆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竟然又与这些何姓的人见面了。红旗生产队这个我和父母亲生活最艰难、我们家人生最低谷的地方，本来是最不堪回首的伤感之地，但是现在看来，除了苦涩还有许多值得回味的、还有许多令人欣慰的东西。 这些何姓的人家，在那些年里，关心照顾我们，他们没有欠我们什么，是有恩于我们的；几十年后，他们仍然惦记着我们，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求于我。当年他们把我们当成亲戚，今天他们仍然把我当成亲戚。这种纯朴而真挚的感情令人萦绕于心，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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