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抗战之花，巾帼不让须眉

　　今年（2015）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首70年前，在古运河畔的宝应，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应该不只是惨痛的记忆，也留下了无数英雄，更有许多“抗战之花”为了正义与和平谱写了一首首不可磨灭的英雄诗篇。

　　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战争，所有中华儿女都责无旁贷。在支前工作中，妇女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那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宝应地区的广大妇女踊跃参加农抗会、妇抗会、“姊妹团”，自发组成宣讲队、流动剧团，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克服种种困难，尽己所能支援前线。她们不辞辛劳为新四军队伍洗衣服、烧茶水、编蒲扇、舂军粮。很多妇女常常为纺纱、赶制军鞋而挑灯夜战。在车桥战役打响前，为及时供应部队粮食、烧草、蔬菜等物资，千家万户的妇女舂米磨面，昼夜不停。据史料统计，仅安丰镇就交售粮食四五万斤，柴草上百万斤，做到了部队缺什么，就支援什么。战斗打响后，妇女主动承担护理伤病员的责任。每有伤病员送来，她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为伤病员擦洗伤口、端茶递水，悉心照料。许多妇女虽然家里生活也很困难，但是毫无保留地拿出家里仅有的鸡鸭、蛋品，有的还到荡里捞鱼摸虾，想方设法为伤病员增加营养。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许多伤病员得以提前康复，重返前线。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设在宝应柳堡一带，当时许多伤病员在这里治疗养伤。柳堡头有位姑娘叫夏本云，当她看在附近治病疗伤的新四军伤病员时，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认为他们是为打日寇才负伤的，自己有责任服侍照顾他们，也算为抗日出份力。她想到做到，主动劝说村里12名妇女组成“柳堡头拥军服务队”，到后方医院帮助护理伤病员，给伤病员喂水喂饭、端屎倒尿、缝洗衣服。她们还利用闲暇时间为伤病员做军鞋。在后方医院驻扎柳堡近1年的时间里，她们护理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做了上千双军鞋。

　　为了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遵照上级指示，宝应地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参军热潮。在参军运动中广大妇女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动员亲人参军参战，涌现了许多母亲送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广洋乡妇抗委员、女青年倪子英主动给未婚夫写信，动员他参军打敌人。曹甸区翟大奶奶先后将3个儿子送往部队，还动员自己外甥参军。她的模范事迹，不仅得到全县人民的赞扬，而且被《苏中报》登载，并在苏中根据地广为传颂。由于广大妇女的积极支持，宝应地区的参军任务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1945年二三月份，苏中一地委下达给宝应1800人的参军任务，宝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在参军热潮中，许多女青年与小伙子一样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踊跃参军。电影《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的原型夏美英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在一次参军动员大会上，她主动跳台报名，经批准后，胸戴大红花，在一片锣鼓声中光荣入伍。夏本云、颜景梅、陈茂英等一大批女青年都是在抗战的决战时刻毅然入伍，奔赴战场的。1944年8月，夏集区又开展了群众性的秋季参军运动，广大青年纷纷抱着打日寇，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报名参军。朱庄村的沈金芳、郭小换、后扣女（郭小换、后扣女系童养媳）3个姑娘，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暗地里约定到乡里报名。在召开参军大会的当天，3人手挽手跳台报名。她们的壮举赢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受她们影响有不少女青年也相继报名参军。

　　在反“清剿”、反“扫荡”斗争中，宝应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和全县人民一起，同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妇女不怕牺牲、挥戈上阵，积极参加地方武装斗争。她们递送情报，掩护革命干部，不惜出生入死。1944年6月的一天，以山阳区区长汪石川为首的区干部在顺河集开会时，突遭伪军袭击，经过激烈交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白马湖撤退，但汪石川等5位干部未能及时撤走，眼看伪军就要追来。在这危急关头，山阳区一位姓吕的大娘挺身而出，她急中生智，急忙将这几位区干部藏在簖箔下面。伪军追来时一通狂喊乱叫，吕大娘则沉着应对，巧妙将伪军支开，后又设法帮助这5位区干部撤至三宝圩外，终于脱险。

　　郭氏桥王石先烈士的妻子王石基也是宝应妇女抗战中的一个典型。丈夫参加革命以后，她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家中以开小店为名，为地下党组织递送情报，掩护革命干部。有一次，敌伪人员来到她的小店，恰巧撞见也在店里的地下党同志，空气顿时凝固起来。敌人心生疑惑，指着地下党同志问王石基：“他什么人？”王石基不慌不忙地说：“他我的表兄弟”。敌人不明就里，悻然而去，王石基机智地掩护了地下党的同志。临北地区环境复杂斗争激烈，新四军每到临北总要留下一些人员，但没有一个被暴露的，这与王石基的掩护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丈夫壮烈牺牲以后，她仍然坚持斗争，表现出一个女共产党员坚强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

　　1942年春，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女干部戴昭到望直港东边的蛤拖沟伪军据点附近戴庄了解敌情。刚好遇到伪军下乡“扫荡”。在这危急关头当地群众戴邵氏临危不惧，主动让戴昭隐蔽到她家。当伪军搜查到她家盘问戴昭是什么人时，她十分镇定地说：“这是我的女儿”。这样就蒙混了伪军，使戴昭得以安全脱险。

　　相一珠，柳堡镇李荡村人，由于家境贫寒，她9岁时就被迫到本村一崔姓人家当童养媳。1941年秋，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来到临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相一珠结识了经常来李荡村的民运工作队女队长胡明。胡明时常留宿在崔家，和相一珠睡在一起，一来二去，她们结下了深厚友情，以姊妹相称。1942年3月20日，日伪军到柳堡一带“扫荡”，搜捕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员。民运工作队事先获得情报，立即转移。胡明就转移到相一珠家。日伪军来到李荡村到处搜查。当搜查到相一珠家时，胡明被发现了，日伪军问道：“她是什么人？”相一珠回答：“她是我姐姐。”日伪军不信，枪口指着胡明问相一珠婆婆，老婆婆不慌不忙地说：“她是我儿媳妇姐姐，叫相一明，如果你们不信到村里打听打听好啦！”日伪军见问不出什么只好离开了。就这样，婆媳俩冒着生命危险使胡明化险为夷，安全脱险。

　　在抗日战争中，宝应地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艰苦的环境，严酷的斗争，使根据地的妇女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大批年轻的女指战员在战火中成长起来。就当时宝应15个区的正副区委书记来看，就有13名女性，还有的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她们在武装斗争中指挥有方，智勇双全，按照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节节胜利。1942年8月，日军南浦独立第十二旅团400余人，伪军千余人，分数路对兴化、高邮、宝应及东台以西地区进行“清剿”，并在宝应县郭氏桥、赵家河、杨天庄等地建立据点。氾水区委书记郑少仪（原名李振芳，她文武双全，会骑马使双枪，一生充满传奇。在郭村保卫战中，她冒死徒步“夜送情报”，为战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电影《东进序曲》中周小妹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在苏中一地委开会得到这一消息后，连夜返回，赶了几十里路越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回到了宝应。一到驻地，她又马不停蹄地与其他同志研究作战部署，从力量安排、斗争策略、行动步骤、活动时间等方面都作了周密安排，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从而掌握了战斗主动权。在18天反“清剿”斗争中，宝应临北地区不仅没有损失，反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胆战心惊，最后不得不从几个据点撤走，使临北地区取得了反“清剿、“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能不能搞好，不仅关系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而且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因此，搞好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许多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宝应地区的广大妇女担起了生产建设重任，顶起了“半边天”。

　　1944年，宝应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和广大军民积极响应苏中区党委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家家户户制订兴家计划，垦荒种粮、兴办合作社，克服被日伪军占领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仅安丰镇就开垦荒地100多亩，氾水区创办农副生产消费合作社，射阳区举办肥料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广大妇女都积极参加，并发挥了“半边天”作用。抗日民主政府为解决部分抗属缺乏劳力问题，还组织了代耕队，帮助代耕代种，生活困难的给予照顾。而许多抗属却坚持自力更生，主动减轻政府负担。有些体力差、家中缺乏劳力的抗属就主动组织起来，互相帮工，农忙种田，农闲搞副业。射阳区抗属妇女自发组织起来学习纺纱，搞生产自救，不依赖政府照顾。她们称政府救济一时饱，生产一世好，不能坐等政府优待。

　　为取得好收成，全县妇女还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改善水利条件。1943年12月，大望区公所发动群众修好了一条从槐楼通式丹瓦沟的十字河。在修凿过程中，这个区的妇女与男民工一样不分昼夜地挖泥挑土，艰苦奋战，仅1个多月时间，工程就宣告竣工。这条河修好后解决了沿河两岸12000多亩的农田灌溉难题。1944年，安丰区修筑了12华里长的外堤，罗寿乡整修涵洞6个。许多区、乡都兴修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中，处处留有妇女们的足迹和汗水。

　　1945年，宝应地区闹蝗灾、旱灾，接着又闹水灾。在灾害面前，妇女们奋力拼搏，灭蝗、引水、排涝，昼夜不停，从而减少了损失，基本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供应。全县各级妇女干部站在抗灾斗争第一线日夜操劳，指挥战斗。氾水区委副书记顾毅（解放战争中牺牲）是一位女同志，她与区委其他干部一起，在做好边区反伪化、反抢粮等工作的同时，深入基层，动员群众，组织力量，抗灾救灾，连续20多个日日夜夜未能睡一次好觉，当地群众至今还深深地怀念她。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英雄儿女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真理、对理想不断求索，对革命、对共产主义坚贞不渝，在抗日战争需要的时候，她们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这一革命斗争洪流中去，奔走在城乡工农群众之中，活跃在青纱帐里，有的在战场上度过了青春年华，有的还在生产建设中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其中最典型的当数祁亦夫。1944年4月，苏中第一军分区宝应榴弹厂迁到安丰区的戴堡，当时戴堡村有两个女青年叫祁亦夫、祁亦军，她俩经常到榴弹厂看工人如何生产，榴弹厂的干部工人也经常向她们宣传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二人就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她们冲破家庭阻力，毅然参加榴弹厂工作。后来在一次火药自燃爆炸事故中，祁亦夫光荣地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榴弹厂为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专门为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书4个大字“精神不死”。

　　列宁说过：“没有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参加一切革命的斗争，我们的革命是不能彻底成功的。”宝应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实践，不但证明了广大劳动妇女对革命的追求，而且显示了革命妇女的高尚情操和卓越才能。她们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支重要力量。

　　尽管已时隔70余年，但今天的宝应人民仍然不曾忘记她们，那一朵朵斗霜傲雪的“抗战之花”，依旧绽放在每个宝应人的心里，圣洁、美好、日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