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宝应的故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氏。他出生在一个“书香”的家庭，可是祖上功名从未显赫，父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这辈家道更为破落，可谓贫困交加。

　　蒲松龄从小受正统的封建教育，自幼热衷于科举，未及弱冠，已连着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极端的失望使他看穿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转而发愤著书。31岁时，他迫于家贫，难以维持生计，便应了宝应知县的同乡孙蕙的聘请，成为幕宾，协助孙蕙处理政务，兴利除弊。这期间，他在宝应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佳话，至今仍在民间传诵。

　　清初的宝应，是苏北困苦有名的穷县。这里地势低洼，运河大堤时常溃决，泛滥成灾，还有繁重的疏河修堤之役，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知县孙蕙亦同情民瘼，忧心忡忡。一日，孙蕙正端坐公堂案前，愁思苦想。蒲松龄手里拿着二三根芦根，匆匆地赶来，焦急地申说百姓嚼芦根疏河的凄苦，又从袖中取出印满血手印的万民折，建议孙大人据实向朝廷申报，请求开仓赈济。然而孙蕙也有难言之隐，河道御史罗多催工威逼，邻县淮安知县王克己仗县大势众，处处寻衅胁迫。最后还是蒲松龄为孙蕙出谋解围，根据户部文告，开仓救荒，敦促疏河工程，并设巧计智斗恶官王克己，除去淮安县衙差人到宝应地界抢劫运粮船只之言，受到了宝应人民的敬仰爱戴。

　　有一则蒲松龄放生鲈鱼的故事，在宝应可谓家喻户晓。宝应为里下河水荡地区，出产的鲈鱼，鳞小肉细，味道鲜美，是上好的美味佳肴。宝应又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道，南来北往的官员都以品尝宝应的鲈鱼为快事，有的吃了还要带，弄得宝应县衙穷于应付。孙蕙是干着急，没有办法。蒲松龄建议将鲈鱼放生，规定鱼网罾簖凡今后捕到鲈鱼，一律不得出售或烹食，违者严加查究。鱼塘改为“放生池”，对外宣传当今皇帝以大德学义治天下，不轻易杀生，这样别人也就不敢伸手了。孙蕙依汁而行，在“放生池”边修了小亭，立了石碑，由蒲松龄亲自撰写了一篇《放生池碑记》。从此，宝应再不受那“鲈鱼之患”了，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蒲松龄在宝应作幕僚，抗御邪恶、革除弊致的故事还有很多。1987年春节前夕，山东淄博电视台已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蒲松龄》搬上了荧屏，让我们—睹了蒲翁道人民心声、察民间疾苦的巍然风采。

　　蒲松龄在宝应的游幕生活，虽大违素志，但闲暇时，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为他创作《聊斋志异》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正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相传蒲松龄在宝应时，人们常见他身披布袋，内藏纸笔，走访于大街小巷，出没于泰山殿、孔庙、八宝亭及天平“九里一千墩”、射阳石门遗址等胜迹。喜与里人交谈，每听到奇闻异事，即作记载；若有不详，必亲访查实。有时遇到民间不平之事，亦加议论，帮助排难解纷，深受人们敬重。邹《三借庐笔谈》中载，蒲松龄作《聊斋》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在宝应作游幕的一年多，正是《聊斋》收集整理资料的关键的一年。因此，《聊斋》中的不少故事带有相同成份的宝应社会生活的痕迹。

　　宝应文史工作者高建楚同志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查阅史志，证明蒲松龄在宝应的游幕生活虽短，却对其《聊斋》的创作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以《聊斋志异》中《画壁》、《聂小倩》、《河霞》、《仇大娘》等近30篇故事为依据，与《宝应民国十九年县志》所载的宝应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作了比较，得出了“宝应生活中发生的事犹如是纲，蒲松龄铺以更详细的生活细节，赋予文章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思想，使之成为文学”的结论，受到了蒲松龄研究专家的首肯。蒲松龄对宝应人民的感情的确是非常深厚的。梁芨林先生在《蒲松龄与扬州》一文中说：“蒲松龄在宝应为孙蕙幕宾时，写下了《大人行》等抨击现实的诗篇……对贪官污吏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而对里下河人民表观出深切的同情”。蒲松龄的另一部著作《鹤轩笔札》中也多次写到宝应为“弹丸蕞尔之邑”，而官场的腐朽官吏的横征暴敛触动了他的一腔义愤，以《聊斋》解剖社会的世态炎凉，以鬼哭狐鸣的投枪掷向封建统治者的胸膛。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齐到心头来……”翻阅着那奇警博艳的《聊斋》，仿佛蒲松龄又来到宝应，再不见横行无忌的魅魑魍魉，再也不见世间冷酷虚伪……蒲翁，我由衷地感谢你这位离去近三个世纪的“人民的作家’，你的文章和思想为我铸造了一副精神的铠甲，我愿像你一般在人生旅途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