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小”张以遒

　　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是在北京上学，后来就跟着母亲“下放”到了江苏宝应。“发小”是典型的北京话，指的是上辈就互相认识、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用这个标准说起来，我的发小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张以遒。他比我大一岁，我叫他遒哥。我在北京上小学时的同学和朋友全都失去了联系，记得名字的最多一两个人，而且都只是泛泛之交，只有遒哥始终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母亲在年轻时就是好朋友，那时她们都还没有结婚呢。按遒哥说，当时有可能我母亲会成为他的母亲，还说，那样我们就没机会成为发小了。后来到了北京，她们又都在一个单位中央实验歌剧院（后来改名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两家经常来往，所以孩子们就成了好朋友。

　　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而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张以遒比我大一岁，他妹妹张以童比我小一岁，他弟弟张以连比我们小五六岁吧。当然，他妹妹是女孩子，弟弟又比我们小许多，所以还是我和遒哥最投契，相处的时间也最多。只是遒哥因为有事不在的时候，我才会带着他妹妹和弟弟玩。

　　我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甘雨胡同16号，他们家住在西堂子胡同1号，这是两条相邻的胡同，而我们母亲的工作单位就在西堂子胡同1号，所以每到周日两家人都经常聚会，大人们说他们的，我们就玩我们的。

　　我的许多爱好都是受遒哥影响的，毕竟他比我大一岁，而且他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善思考的人，也有着广泛的爱好。

　　我喜欢相声是受他的影响。那时，他有许多相声方面的书，他那时就会自己写相声的段子，有些段子我是看到他的文字就感到很逗，很佩服他编段子的才能，虽然我没有听他说过相声，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到了1964年，他初中毕业了，看我也很喜欢相声，就把他的许多相声的书都送给我了。他还在书的封面或扉页郑重地写上“送给何平阅读”，然后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大名。这些书，我一直保留着，在上学时创作相声也会从书中找参考的“包袱”。在山阳时书放在木箱里，家里有老鼠，有的书边角都被老鼠啃掉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丢掉。

　　我收集烟标也是受他的影响，最初就是他把自己收集的烟标重复多余的送给我，我于是一下子就有了许多的烟标。那时我家里没有人抽烟，我接触的人好像也不抽烟，因此总是难以收集，兴趣不高。遒哥就把他自己的烟标集给我看，教我整理成不同主题，放在书里夹好。他可以按照烟标的名称组成一篇篇文章，比如：在“中华”大地上，有许多“大山”，有“泰山”、“恒山”、“天山”、“长白山”等，这些山上有许多“宝藏”和“宝石”，也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我们祖国还有许多“大江”，像“长江”、“黄河”、“海河”、“大运河”，这些河流“推动”了“航运”事业的发展……被他这么生动地一说，我渐渐就对收集烟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我还保存着几百张几十年前的烟标呢，其中不乏稀有的珍品，但我最珍惜的还是在烟标反面写着“送给何平弟弟留念！张以遒敬赠”字样的烟标，因为那是我们纯真稚气友谊的见证。

　　遒哥的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张定和，他的大哥张以达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了，而他从小就和名家学习扬琴，他是北京中学生艺术团队的首席扬琴。扬琴在民乐队中相当于西洋乐队的首席小提琴，等于是乐队的总指挥。虽然我也想像他那样学习音乐，他爸爸张定和叔叔还送了一把很好的二胡给我，可是我太缺乏乐器的天赋了，也没有遇到名师指点，所以从来也没学会一件乐器。这也是一种遗憾。

　　我们这些男孩子最崇拜的就是古代书上的英雄了。因为姓张，遒哥总是称自己“燕人张飞张翼德”，带着我们有院里的一群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最近见面时张告诉我，他的祖上真就是大将军。他父辈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著名的淮军将领，曾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史、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他那时就很有“将才”，看来是有遗传因素的。我们拿着红缨枪、木制的刀剑，在院子里打来打去，还钻到那些老房子的地板下（有一米多高的空间）的通道转来转去，从阁楼上尖屋顶的老虎窗爬出去，在屋顶的瓦上跑来跑去。虽然现在想来是十分危险的，但当时是非常得意的。

　　在遒哥的提议下，他、我、还有一个叫冯东明的（比我小一岁），我们效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拜成异姓兄弟。起先，遒哥要完全按照那些小说或说书的那一套，歃血为盟，要我们都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一杯“酒”里（是用水代替的），好像他是割了，我有没有割记不清了，冯大概是没割。但我们到处以结拜兄弟相称，院子里其他的孩子对我们真是羡慕嫉妒恨，又不敢招惹我们。

　　寒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附近的红星电影院看儿童场的电影，我们都有月票，实在没事，就坐上公交车去兜风。那个年代公交车的人并不多，我们会坐到终点，不下车再坐到另一个终点，反复好多次，看到人多了，我们就下车回家了。

　　我跟随母亲到宝应后，1964年父亲被北京市公安干校调去当英语教师，培训公安干部。六四、六五年的暑假我也和母亲去北京，又和遒哥一起玩了。我们在一起总是会玩得特别嗨，特别尽兴。

　　有一次我们去西堂子胡同12号（是当时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排演场）打乒乓球，和一帮女孩子不知怎么争吵起来，闹得挺凶的。我还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有点像说快板，现在看起来，这种小孩子的行为真是很幼稚可笑的。

　　今天早上天气朗，我们仨人打乒乓；

　　我们打得特快活，雪白球儿直发光。

　　不幸事情发生了，突然听得一声响；

　　闯进一群恶婆娘，叽叽喳喳直嚷嚷。

　　凶狠好像母夜叉，嘴快又似孙二娘。

　　一会儿要把桌子占，一会儿又把拍子抢。

　　她骂我们不讲理，还赖我们球乱撞。

　　球儿根本没有眼，当然撞到她身上。

　　恶婆娘们还在嚷，我们只顾打乒乓。

　　任凭她们乌鸦叫，任凭她们逞疯狂。

　　我们还是不理睬，只当没有丫一样。

　　球儿打得特快活，婆娘气得没话讲。

　　其中有个毒婆娘，狼心狗肺猪肚肠，

　　跑去告诉王阿姨（遒哥母亲），一个劲儿真告状。

　　我们知道这情况，怒火中烧浑身烫，

　　王阿姨叫我们先回去，好似凉水浇头上。

　　罢，罢，罢，暂先忍了这口气，以后再和她算账。

　　当然，那天我们都被各自的家长“修理”了一顿。

　　我和遒哥为了不让我们的一些事情给家长知道，还设计了一套“密码”，我回到宝应后，我们在相互通信时，重要的事情就会使用“密码”。这密码其实很简单，当时我们对四角号码字典的查字方法都很熟悉，我们就用这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密码，收到的人根据四角号码字典就可以查出相应的字来。遇到有的号码是很多字的，我们一是尽量避免用这个字，二是再加注一个号码，表示在这四个号码下的顺序。这样的密码虽然不会被识破，但毕竟比较麻烦，所以随着我们的长大，也觉得没有这种神秘做法的必要了，就不再使用了。可惜的是，我没有保留这样的信件，要不然，也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呢。

　　这接下来我们都上了高中，遒哥上了中国矿业学院的附中。这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再接下来就是“文革”，就是插队。

　　一直到1998年我们才再重逢，那时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了，距离当时分别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遵哥的名字改成了“张以求”，当然，这其中各自都有说不尽的波折与磨难，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