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宝应塔

　　历史上，宝应古城是否曾有过塔？答案是肯定的。有过！

　　为什么后来又没有了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地仙张邋遢，为了让住在塔后的老百姓能晒到太阳，便用一根稻糠搓成的绳子，把宝应塔拖到了高邮。所以，高邮就有了两座塔，而宝应就没有了塔。这仅是民间传说，大概是在宝应塔倒塌之后，宝应没有了塔，而邻县高邮有两座塔，宝应人望塔心切而衍撰的吧。

　　清•刘宝楠《宝应图经》载:“泾上园西有塔。《嘉靖惟扬志》：砖塔一座在县西北，塔内镌註‘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造’，塔高十三丈。《万历宝应志》：塔在城内西北，高十三丈。岁久，金碧漫漶，其铃栏燈室，隐然可即。闻上有镌字曰：‘至元二十九年’，无从质焉。嘉靖四十年崩圮，独存塔址。《宝应名胜纪略》：今城西旃檀庵旁高土丈余，即塔址。案，今塔址无存。”

　　从《宝应图经》所载得知，明《嘉靖惟扬志》、《万历宝应志》，以及清代刘中柱《宝应名胜纪略》，都记载了宝应原有塔，且塔高十三丈，约40米，应有十层小高层那么高。明确了其地理位置在城内西北角。崩圮时间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

　　《嘉靖惟扬志》记载了宝应塔建造的时间为“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至元是元朝的年号，有两个皇帝曾用过这个年号，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从1264年至1294年，用至元年号达31年之久；另一个是元顺帝，只使用了6年（1335—1340），后改元至正。至元二十九年应是元世祖治下的1292年。由此看来，从建到塌，宝应塔存在了269年。

　　生活于清代的《宝应名胜纪略》的作者刘中柱和《宝应图经》的作者刘宝楠，当然没有看到过宝应塔，所以刘中柱只知塔址可能是城西旃檀庵旁的高土堆，而到刘宝楠时，连塔址也无存。但另一位宝应人曾看到过宝应塔，并为此塔写过两首诗。他就是生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朱曰藩。

　　诗一：“何代芙蓉塔，长留碧海西。徒怜浩劫尽，那得半空跻。象外胡僧礼，花边估客迷。大隄明月好，夜夜足招携。”

　　诗二：“县北窣堵坡，上刻诗二首。一为颍滨作，施炅熟在手。其一七言律，胜国初已有。何日打之下，慰予瞻礼久。”

　　朱曰藩的诗中明确了塔的位置在“县北”，塔名“芙蓉”，塔上有名人的诗刻，其中一首还是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所作（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那可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至于苏辙诗的内容及创作时间，朱曰藩没有记录，实为可惜。那高耸的塔身，可以让人登临。寺院里那个非常有礼貌的僧人还是个少数民族，周围的景致也让游客流连忘返。因为宝应塔近在朱曰藩住所泾上园西边，只要是晴朗的月夜，他几乎都要登临浏览。

　　至于“碧海西”，有方家说，“碧海”是指“宝应湖”，朱曰藩诗中的塔在宝应湖西。而愚见以为不然。宝应的东边古代便是海，新石器时代以后，大片泻湖经过长期雨水冲刷及江淮洪流的冲积，淤为现在的陆地。县城北门外就有个通海桥。那个八分书写的“古通海桥”四字的石碑，露出土外约50公分高。上世纪70年代前后，还立在铁桥口某家院墙外角，我曾亲眼所见。明清期间，宝应城外东北一带，就是大片水面，朱曰藩所说的海，应泛指此。而且，“徒怜浩劫尽”，明一代，宝应湖西好像没有遭过什么浩劫，只有宝应曾遭倭寇屠城的浩劫。此句当喻此。该诗应作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农历五月初七倭寇屠宝应之后，看来，在倭寇屠城的那场浩劫中，宝应塔劫后幸存。从而推理，朱曰藩诗咏的塔，也应该就是宝应塔。《宝应图经》将上两首诗俱附于“泾上园西有塔”后。而朱曰藩的另一首诗《镇湖门诗》，又提到了塔的位置，诗曰：“古塔挂城隅，远客湖中见。水口锁金霞，帆转三官殿。”作为民间口传宝应古迹“一至十”中的三官殿，早在明朝就建于湖口，与县城西北隅的宝应塔遥向对峙。

　　“窣堵坡”，梵语，“塔”的意思。亦可译作塔坡、塔婆、浮图、浮屠，俗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即塔。因常以珍奇宝物作为装饰，故通称宝塔。宝塔原为佛教建筑物，以葬佛舍利之所。公元前三世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弟子为纪念、瞻仰释迦世尊，便建宝塔来供奉佛骨舍利。佛教认为，塔具有驱除妖魔保护百姓的功能。后随佛教传入中华，被中国文化吸收兼容，融入中华民族的建筑元素，最终发展为中国古建筑一门独特的构造艺术，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悠久历史和高超建筑艺术的反映，也起了点缀山河美化风景的作用。

　　宝应塔崩圮之后，明崇祯十一年（1638），宝应诗人汤廷琏曾向当时的县令刘逵建议重建一塔。塔址选在南门外，濒临大运河，遥对宝应湖，环境甚佳。可是开工不久，刚造了个塔基，汤廷琏便和刘逵闹翻了。原因是汤廷琏自以为是当地名绅，不把知县放在眼内，常当面顶撞刘逵，往往弄得刘逵十分难堪。渐渐地，刘逵对汤廷琏多有不满。后来，汤廷琏岳父李茂英去世，因对操办丧事的意见与李氏不合，便与李茂英学生李黑三争风斗狠，各募死士打群架。结果，李黑三一方招募的人中，有人被打死，出了人命案。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汤廷琏又对刘逵出言不逊。刘逵大怒，遂定汤廷琏杀人罪，判死刑。后经他老师朱尔远等人奔走营救，系狱六年。直到明清更迭，才得以获释。获释后，汤廷琏又下广州参加了南明朝廷的抗清活动，可惜被人仇杀，那是后话。但南门外宝应塔的建设工程，就此便成了永久的烂尾。此后，宝应就再也没有建过塔，南门外只留下了“宝塔根”的地名。建国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对宝应的点滴记忆犹新，曾问及宝应籍外交官范承祚，知不知道宝应有个地方叫“宝塔根”？

　　《宝应历代县志类编》载有一首署名秦观所作的诗《登宝应塔》：“五色云中耸七层，不知何氏法门兴。归来远客时凝望，老去高僧已倦登。金铎无声风未起，宝瓶有影月初升。忽闻梵语横空下，疑是檀那夜看灯。”

　　秦观（1049—1100），北宋词人。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人。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诗词。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这首诗写得清新雅致，大有超凡脱俗之意境，不失为一首好诗。但问题是，一位北宋词人，怎么会登上元至正二十九年（1292）建成的宝应塔呢？

　　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秦观生前，也就是宋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之前，宝应塔就已经耸立在大运河畔。可是，《嘉靖惟扬志》和《万历宝应志》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建塔记载又作何解释？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登上宝应塔作诗的根本就不是宋人秦观，而是他人。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呢？《宝应图经》中，刘宝楠告诉我们，《嘉靖惟扬志》载，这首诗作者是元代的员怡然，他对此还作了考证。《宝应图经》云：“案：秦《淮海集》载此诗。《万历宝应志》录入‘艺文’。《嘉靖扬州志》载，此诗为元员怡然作。……嘉靖志称，塔上镌字：至元二十九年。其为元时建无疑。今据《万历宝应志》录其诗，据《嘉靖扬州志》改题员怡然。”我们的刘老先生又大行其中庸之道了,既录其诗，又改题作者，把正误的考定留给了后人。

　　日前，在宝应图书馆查阅了一本道光版的《淮海集》，并未见《登宝应塔》诗。《淮海集》初汇于宋元丰七年（1080）冬。后经宋、元、明、清历代多次辑录增编，难免有将他人作品录入其中之误。刘宝楠所案的《淮海集》，不知是何版本，肯定录入了该诗，他老先生应是据实记录。近期，又查阅了《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编著，1994年10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没有查找到《登宝应塔》。该书“序”中说，综合宋、明、清多种版本的《淮海集》，将其中作品进行鉴定考证，有误入他人之作，也被一一厘出。《淮海集笺注》未编入此诗，盖非编者的疏漏，应是编者认定该诗非秦观所作。

　　为了提高家乡的知名度，各地都有争攀名人之习。秦少游是高邮人，途经宝应极有可能，登塔作诗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登宝应塔》是大名鼎鼎的秦少游所作，那该多好，毕竟某个版本的《淮海集》中载有此诗。而偏偏冒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员怡然，真大煞风景。于是就以讹定讹，将诗作的桂冠加在了秦少游的头上。可是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史料所载的宝应塔建成之日，秦观逝去已192年。为圆秦观登塔作诗之说，就再臆造一座宋塔吧。于是有人就说了，宝应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座宝塔，一是宋塔，一是元塔。如此一来，秦观便塔也登得，诗也作得。皆大欢喜了。可这两个塔怎能只有一个塔址呢?难道元塔是建在宋塔的“宝塔根”上不成？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谜团还真不少。

　　听说，宝应泰山殿复建的规划中，有一座九层宝塔。但愿这座新宝瓶，作为宝应的新景点，早日耸立在运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