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射阳湖情结

　　我把射阳湖镇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朋友相聚，同事交谈，每提到射阳，总感到十分温暖。之所以有这种情结，不仅是因为我父亲在射阳医院工作多年直至退休，并把我带入了射阳，更重要的是，我在我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射阳医院学徒期间，结识了一大批医生、护士朋友。他们有的是我的长辈，有的是我的兄长、老大姐，他们的敬业精神、处世态度、踏实作风，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启示。特别是从苏北医院、宝应人医下放到射阳医院的同志，对我的关心帮助、言传身教，更使我终身难忘，对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做人做事理念的树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离开射阳湖镇的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每每看到射阳的人，谈起射阳的事，总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那么怀念，也是那么的感恩。在我后来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始终关注着射阳的发展与进步，尽己所能地帮助做一些该做能做的事情。

　　我于1969年11月到射阳医院，随我父亲做中药学徒。学徒三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对我要求十分严格，传授知识更是不厌其烦。我学习也很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不嫌烦，不嫌脏，认真学习中医药业务知识，做好中药的加工、炮制和配方等工作。寒冬腊月，为了洗泡中药，常常冻得两手发麻、红肿，以至满手冻疮；炎炎夏日，为了晒好药，顶着40多度的高温，一个匾一个匾地翻转，顾不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有一次切药时，一不小心，把手伸到刀口上，“哗……”手心划了一个大口子，足有一寸多长，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到手术室缝了三针。平时，切掉手指甲、划几个小口子，更是常事，至今，我的手上还有几个疤痕。不过，学徒生涯中也有不少乐事。有一次加工丸药，碾药、和药、叠丸，一气呵成，晾干后分装时，三个药袋一称，竟然一样重，分毫不差，我高兴得直跳；我还精心研究过肝肿大的中药治疗，自制中药丸剂，也使一些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本人年轻时也是肝肿大，服了几个疗程后，竟也就全部消失了。

　　由于年轻好学，又肯做事，医生护士都很喜欢我，经常教我一些小技术。我常为病人打针输液，也为病人拔过牙，协助做过小手术，还曾下乡参加计划生育宣传等活动。那时虽是文革后期，但搞专栏、写标语却是常事，我承担了抄大字报、写横幅、办专栏的具体事务，从中锻练了写毛笔字、写文字材料的能力，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还经常主动为食堂挑水，帮助打扫卫生，为此也常常得到炊事员的关心照顾。

　　那时，工作很辛苦，生活更艰苦，学徒期间只拿一点生活补助。有一次在浴室洗澡，自己穿的毛线衣被人拿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从苏北医院下放的护士老大姐朱冰姿，知道此事后，不仅关心安慰，还亲自为我织了一件新的毛衣，使我十分感动，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不忘。

　　六十年代末的射阳医院，真是人才荟萃。从苏北医院和宝应人医下放来的医生，个个大名鼎鼎，医德高尚，医术高超，为射阳地区的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原苏北医院骨科主任李贯三，为了挽救一个被机船打断了腿，大失血而生命垂危的农民，连夜做手术，连续工作六个多小时，细心缝合每一根血管，精心连接每一根神经，及时大量输血，终于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而李主任却疲劳不堪，被人搀扶着离开手术台。像这样的事例，在射阳医院十分常见。原宝应人医外科主治医生徐国栋，医术精湛，始终把解除病人的痛苦放在第一位。他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在射阳医院开展了肝、胆、脾、胃等各种手术，无论在什么时间，抢救病人都是随喊随到，分秒必争。有一次，他因患阻塞性黄疸，在苏北人民医院做了胆囊切除，取出了两块小鸡蛋大的结石。但刀口还没有愈合，他就要求出院。医生建议他休息半年再上班，他勉强同意休三个月。到射阳的第七天，医院收治了一个外科重病人，在班的医生感到手术困难，打算转院。徐国栋知道后，二话没说，毅然上了手术台。出院的第十六天，他正在给一个病人做胆囊切除手术，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愈合的刀口疼痛发作，一阵紧似一阵，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出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做完了手术。事后，他在自己的引流口夹出了一粒绿豆大的结石。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耳濡目染各位医生护士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救死扶伤，满腔热情为病人服务的事迹，深受教育和鼓舞，这使我从思想上、感情上、道德上接受了深刻的洗礼，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为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后来我调离射阳，先后到卫生局、县政府办、乡镇、地税局等不同的岗位工作，从普通工作人员做到部门负责人，但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射阳工作的日子，努力以他们为榜样，踏踏实实做好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离开射阳己经整整四十五年了。但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总是难忘。年少的懵懂，青春的困惑，生活的艰辛，长辈的关爱，成长的喜悦，总是夹杂在一起，给我美好的回忆，给我前进的动力。我爱射阳，我更怀念在射阳医院工作的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