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深圳工作了20年之久。退休回到南京后常有亲朋好友好奇地问我：“你当初是怎么去深圳的？20年前能从内地去深圳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不是在香港有什么关系？”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机缘契合的结果，我当年能从一个内地的县城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去创业，也是各种巧合因素促成的。 1989年5月的一天，时任宝应县服装总厂党总支书记的我，和厂长一起出席县轻纺局一个会议。一位姓周的老汉找到服装总厂，要和厂领导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主要领导都不在，厂政工科长接待了他。 第二天，政工科长向我汇报了此事。老周是宝应县城镇人，有一个外甥姓许，在香港万新公司女装部工作。他这个外甥打算对家乡做些贡献，想促成香港万新公司与宝应县的服装生产厂家合作在深圳开办一家合资企业。他早就知道宝应服装总厂是宝应县最大的外贸服装生产厂，不知厂领导有没有兴趣。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经过10年的努力，深圳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引起海内外的高度瞩目。但深圳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那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到这个神秘的地方一探究竟，但当时能去深圳特区确实不容易。 能有机会在深圳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无疑是“天赐良机”。但老周说的事情是否属实？如果是真的，又能有多少把握？ 巧的是，当天晚上，我们插队到宝应又被提拔到县城当干部的几个南京一中校友聚会。在当时的宝应县各级干部队伍中，县委书记蒋进，计委主任曹步华，科委主任袁旺生，档案局长郑自薇，粮食局长马洪生都是插队到宝应的南京一中老三届校友。在一个县的干部队伍中，那么多知青出身干部出于同一所学校，实属罕见。 我们这批一中老三届校友分别来自高三、高二、高一和初三几个年级，更巧的是我们这几个校友老婆都是宝应当地人，学姐郑自薇的丈夫是苏南下放到宝应的大学生。我们这几家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相处融洽，兄弟相称。高三的袁旺生两口子被尊称为大哥、大嫂；郑自薇两口子被尊称为大姐、大姐夫。曹步华两口子被称为二哥、二嫂。我最小，我们家两口子被称为“小老巴子”。我们几家经常聚会，有时举行家宴，有时在科委小会议室跳舞。 聚会活动中，由于比较随便，什么话都可以讲，我就把老周说的事和时任县委书记的蒋进汇报了，没想到引起了蒋进的高度重视。 蒋进是一中老三届高二年级的学长，在宝应县夏集公社插队，担任过大队支书、公社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上级领导部门评价他是“思考型干部”。后来升任扬州市长，对调到广东省任江门市长、市委书记，在香港粤海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任上退休。 蒋进要求我抓紧和老周会面，把情况了解清楚后立即向他报告。 我第二天就约老周到厂里面谈。老周听我的口音，问我好像是南京人？我告诉他，我是南京知青插队到宝应来的。老周一听说巧了，他的外甥小许也是南京人，老家是宝应，他从小在南京长大，在原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华润集团有关部门选中，分配到华润集团下属的万新公司女装部工作。他也知道你们宝应服装厂实力比较强，这次打算在老家搞合资企业，是受万新公司领导层委托的，只要你们同意，他们就抓紧把这事搞成。 老周还告诉我，小许的岳父姓郑，是江苏省围棋院院长，在江苏很有名。你是南京人，听说过没有？对此我确实不清楚。 我最后问老周，如果事情能办成，你有什么要求？老周回答：到深圳办厂需要不少人，如果厂办成了，帮助按排两三个亲戚就行了。 蒋进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太巧了，我和郑院长很熟悉，是位口碑非常好的人，我也听说他有一个女婿在香港工作。看来这件事能干起来！ 蒋进是位围棋业余高手，当年宝应县曾组织过一次“宝胜杯围棋邀请赛”，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俞斌等世界冠军们都来了。邀请赛结束后，马晓春让三子和蒋进下了一盘棋，蒋进赢了。可见他的水平好生了得！后来听说，那次云集中国超一流棋手的邀请赛，总裁判长就是郑老院长。能把众多世界冠军邀请到宝应县城，郑老院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蒋进对我说：华润集团是隶属国家经贸部驻香港最大的中资企业，华润集团的董事长一般都由经贸部副部长担任。华润集团在香港湾仔的总部大楼外观是红颜色，被外界称为是香港的“解放区”。和华润集团下属的万新公司搞合资，起码不会受骗。我和郑老关系又不一般，他的女婿出面谈这件事，可信度高，有什么事更好商量。 蒋进要我回去立即把这件事和轻纺局郑局长汇报，他也会打电话给他。你们要抓住此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好！ 由于当时已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许先生联系后，轻纺局郑局长，我们服装厂厂长、厂销售科科长去深圳和许先生具体商谈合资企业的创办事宜。跑了好几个地方，最终将合资企业的厂址落实在沙头角保税区内。 敲定其他几个事项是： 合资企业的名称。 注册资金为100万人民币，宝应方占大股，出资55万，港方万新公司出资45万。 由于中方占大股，董事会5名成员中宝应出3名，董事长拟由宝应方人员担任；港方出2名，万新公司副总经理拟任副董事长，许先生拟任董事总经理。 工人的招聘，技术人员以及基础干部的配备由宝应方全权负责。 郑局长和厂长回来后，向蒋进书记作了汇报，合资企业的筹建工作立即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 别的事情都好办，唯独资金问题阻力极大。 89年时分，深圳是个神秘的地方，争议颇大的地方。一下子冒出个许先生，冒出个万新公司，也不去调查，也不知真假，冒冒失失地就要搞合资，就要出资55万打到深圳银行去，宝应县银行行长说什么也不干，况且55万人民币在当时也确实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听说此事的宝应县各级干部基本都持否定态度。 郑局长去银行几次都被行长打了回马枪：蒋书记说了也没用，银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闲置的资金！ 经过蒋进的协调，万新公司高层也对蒋进书记十分尊重和信任，对此采取了极为优惠的态度。港方应出资的45万立即到位，作为合资企业购置关键设备和开办费用。宝应方应出资的55万，用宝应服装厂的缝纫机、烫台等常规设备冲抵。 出资问题采取变通方法解决后，仅仅两个月时间，1989年7月扬州地区在深圳创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正式开业。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深圳速度”了！ 合资公司开业半年后，宝应服装总厂的领导层变动，厂长调离，由我兼任厂长和合资公司董事长。但合资公司开业一年多，管理较乱，产量和质量上不去，一直在亏损。合资双方的领导层都非常着急。 究其原因，主要是关系理不顺。 当时的合资企业董事会宝应方三个董事由服装总厂的厂长担任董事长，轻纺局郑局长担任董事，轻纺局生产股一位工作人员调任董事副总经理，常驻深圳主持合资企业日常工作。 从表面上看，合资企业是由宝应服装总厂与香港万新公司合资，但它不是宝应服装总厂的下属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又是县委书记亲自抓的点。所以，轻纺局把合资企业作为一个直属单位，轻纺局长虽然只担任董事，但这个董事比董事长还董事长。而且合资企业的大事小事都要拿到局办公会上去研究讨论，甚至决定，合资企业动用一万块钱以上的资金，必须经过轻纺局财务股批准。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局办公会“紧箍咒”，牢牢地捆住了深圳合资企业的手脚。 由于宝应服装总厂是宝应县当时的外贸生产大厂，我作为厂长兼书记，根本顾不上深圳合资企业的事情。只能是一两月才抽时间去深圳“蜻蜓点水”一下，而且每次都是和郑局长一起去，待不到一个星期就急急忙忙赶回宝应。 这种状况引起了万新公司高层的极大不满。91年五月份，郑局长又和我去深圳时，万新公司总经理赶到深圳，当面提出：这次老赵来了就不要走了，如果你们如此敷衍了事，不重视这个合资企业，那我们只能撤股。他并建议，现任的董事副总经理需要调离；郑局长最好也不要担任董事，你当董事，别人不好工作。这个意见我来之前已和蒋书记沟通过了，他要我当面与你们商量一下，妥善处理好。 万新公司老总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只有他们好这样毫无顾忌的直抒胸臆。 在万新公司总经理的一再催促下，郑局长只好表态：这次让老赵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我先回去召开局党组会，研究选何人来接替老赵服装厂的职务。等确定后，老赵还要回去一趟，工作要交接，家里也需要安排一下。 回宝应把工作与家庭安排妥当，临去深圳的前一天晚上，蒋进把我叫到他家，少有那么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次去深圳，我只交代你一句话，一定要把这块阵地给我守住！ 我也向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向他表示：我向你立军令状，不守住这块阵地绝不回来见你！ 由于关系理顺了，没有了“紧箍咒”，我可以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合资企业各项管理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公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他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久邓公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在波涛汹涌的第二轮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深圳前沿创办合资企业的窗口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为此，县政府在我的头上又加了一个“宝应县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的头衔。 那些年，我们在深圳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待大批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考察的扬州市和宝应县的各级领导干部。 我们公司两次为扬州市在深圳召开的招商洽谈会提供了良好的会务服务。招商洽谈会需要一批迎宾小姐，我们公司挑选了10名青春靓丽的女工，为她们订制了旗袍，突击培训了接待相关礼仪。出色的完成任务后，扬州市李炳才市长特地与她们合影留念。 我曾几次去香港，按县政府提供的信息，辨别客商的真伪，避免了可能会被蒙骗而产生的巨额经济损失。 我们曾广泛地向港商推介宝应县，希望他们去这个鱼米之乡投资办厂，并几次陪同客商去宝应实地考察。 一次宝应县政府领导要我回去述职。在我做完汇报，接受了新布置的任务后，接替蒋进的县委书记对我说：小赵这几年在深圳，帮我们县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县政府决定对你通令嘉奖一次。你在深圳这些年接待了我们县很多城乡干部，这次回到家乡，我们县政府出面招待，对你这么多年的辛苦操劳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原先以为县政府这次招待是有别的接待任务，正好加上我。不想去了干部招待所，才知道真的只招待我一个人。县委书记因有上级领导来，让主抓工业的副县长主陪，出席作陪的还有我曾在深圳接待过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经委主任、外经委主任等。副县长对我说：县政府出面招待一位企业负责人，前所未有。希望你好好干，为宝应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出席过不少次宴席，这次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并深感受之有愧！ 合资企业在深圳运作了20年后，终因外贸大环境的影响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也退休回到了南京。 回顾当年在深圳创办合资企业的过程，虽然有众多的巧合因素，但最关键的人物还是我们南京一中老三届的校友蒋进学长。如果不是他当时处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不是他有着敏锐的前瞻思维，不是他力排众议的决心和魄力，这个窗口绝难办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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