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父子两方小铜印

　　扬州地区的宝应人提及朱家“兄弟三进士”都耳熟能详，清著名考据学家朱彬，其子朱士彦、朱士达、朱士廉先后都考中进士。其中老二朱士达号“恕斋”，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曾任湖北布政使，谥号“文定公”。其子朱念祖号“集之”，曾任直隶知州，诰受中议大夫，晋赠光禄大夫。

　　近见他们父子二人的两方小铜印，一为桎钮，一为竹节提梁钮。通高3厘米左右，印面都在2平方厘米上下，每方约16克重。一曰“恕斋”，一曰“集之”。字号印都是私人交往的印信。古人的名字多是长辈拟命，而号则是自定的，多突显个人的情感志向，兼有把玩自律的功能。往往是一种雅爱的寄托，人格品性的象征。以他们当时身份地位，有足够实力玩一些高档玉石，贵金属牙角之类材质的私印。而他们用的却是普普通通的铜质印，很似普通百姓，村野文士之物，几乎未有装饰，按当时铜币等价的市场规律，再加上制作费用，推算不会超过20文钱，相当于今天小几十元。窥一斑而知全貌,由此也看出他们应是非常清廉、务实、正派的官员。据宝应县志和相关文档，民间口碑载传,朱士达为官期间“账灾怀宁，存活数万人”。治理水患，尽革宿弊，赠书院膏火。任霍山知县离任时，霍山父老“攀辕数里，持《攀辕图》相送”。他与爱国志士林则徐过从甚密，肝胆相照，爱国情怀息息相通。道光22年林则徐因鸦片战争失败流放伊梨，途经西安，时士达任陕西按察使，在驻地西安不避诽言，热忱相待，并彻夜长谈，忧国忧民，发自肺腑。临别时馈赠自己薪俸银400两，以助川资。林则徐亲自为士达父亲朱彬的《礼记训纂》作序。士达离任后寓居扬州，主持地方书院，宅院与阮元府第相近，常与阮元谈古论今。与邻邑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亦为学术挚友，著有《知足知不足斋诗文集》传世。所谓“知足”，即对个人乃至家庭的或高或低的待遇生活永远知足。“知不足”，就是自律修身，学问探究，为国为民，心忧天下，永不满足。

　　其子朱念祖号“集之”，任直隶知州时“捐廉开凿山径，兴学育人”，“疑狱多所平反”。任乾州时，有一巨豪欺压乡里，念祖决不与通，适其家失火，念祖参与救火，这巨豪用重金来谢，“念祖严斥之”。坦荡正直之心，溢于言表，大是大非面前正气凛然。道光年间，父忧归家，适黄河水患南淹，宝应西界刘家圩告急，行将溃缺。念祖毅然前往治洪，“其妻高氏变卖簪珥衣服相助。昼夜巡视，圩赖独全”。同治四年复任，逝于山东路上。

　　父子二人同为当代理学大儒，尽管是封建社会的官员，但不失为心忧天下，为国为民的好官员，用其兄长朱士彦的话说“身乃国家之身，岂吾身耶!”这也许就是他们家风吧，这更是一种严于自律，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