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今生的约定：蒲松龄科举应试考

　　摘要：本文通过蒲松龄科举应试的考证，发现其并非执迷于科举，其应试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和顾青霞的爱情约定。这个今生的约定，不仅展现出蒲松龄的真实性情和追求，也使他走进科举的同时能够超越科举，为其创作《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情感动力。

　　关键词：蒲松龄，顾青霞，科举，考证

　　一

　　关于蒲松龄的初次应乡试之年，高明阁先生认为，“直到在毕家坐馆三年之后才得‘补廩’，从这时起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这年是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他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一]229。他在其后的对于蒲松龄参加乡试的考察中，也正是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甲子科开始的。他说：蒲松龄的“科场失意，一般地说，是没有通过乡试考中举人，然而更具体的说，这之间还有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补廩以前的岁试和科试，后一阶段才是参加‘秋闱’，乡试”[一]213。此论误甚。清朝生员考试，“以岁考决定生员等级黜陟，以科考决定生员是否具有乡试资格，而以院试决定童生能否进学做生员”[二]167。由于“学政巡历各府州主持岁科两考的同时，兼顾举办选拔童生入学的考试，即童子试，即岁（科）考与童子试交叉进行，故一般统称为岁科考试”[三]70。高明阁先生可能混淆了童试中的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又没有将生员的岁、科试区分开来。《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各直省考列五等之廩、增、附生均不准其科试、录遗”[四]38，作为已经进学的生员，蒲松龄只要岁试列四等以上即可参加科试或录遗，其中并没有廩、增、附之别，科试则考列“一等二等及三等前列，或五名、或十名，准送乡试”[五]292。此外，还可以录遗。也就是说，从蒲松龄进学的那一天起，他只要能够岁、科两试通过，他就可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蒲松龄参加乡试，目前有材料证明的，以康熙十一年（1672）的壬子科乡试为最早。康熙九年（1670）秋，蒲松龄从家乡启程赴孙蕙幕，次年秋即已回乡，有应试的时间。蒲松龄有诗《奂山道中》[六]52，反映出可能去过济南，根据《聊斋偶存草》的诗作次序①，其后一首为《寄孙安宜》[六]53。路大荒先生曾据旧钞本载录一则孙蕙致蒲松龄的书札②，其中有“来什怜及牛马，传语加餐”一语，正与《寄孙安宜》一诗相合，且云“吾兄为亲老忧富贵迟”，说明蒲松龄尚有书札寄孙蕙，路大荒先生所录正是孙蕙的回札。札中称“南闱之役，颇称得人”，“南闱”指江南乡试，孙蕙“壬子秋分校南闱”[七]384，是乡试同考官，是科宝应成康保、王康中举③，也与“得人”相符，由此知回书时间乃壬子科乡试之后。札中又有“异乡落寞，满拟好友蜚翀，少添意兴，不意芜椷无灵，致误云翼，文章憎命，不其然乎”之语，这就确证蒲松龄参加了是科乡试。乡试前孙蕙曾为蒲松龄作过荐书，故蒲松龄赴济南应试落榜之后，寄书孙蕙，赋诗自诉落寞惆怅之情，孙蕙则复书以作抚慰。

　　蒲松龄进学之年有两种说法，顺治十五年（1658）和顺治十六年（1659）。按照路大荒先生收集的材料④，蒲松龄长子蒲箬的说法是“十九岁弁冕童科，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所称赏”，蒲松龄十九岁为顺治十五年，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即取蒲箬说法；而《淄川县志》则称“弱冠应童子试”，弱冠为二十岁，即顺治十六年，此说为《山东省志》所取。但无论哪种说法，蒲松龄进学后至壬子科乡试前，都只有四科乡试：康熙八年（1669）己酉科、康熙五年（1666）丙午科、康熙二年（1663）癸卯科和顺治十七年（1660）的庚子科。按照“提学考试，精通三场者方准应试，不得将初学之士冒滥应试”[八]128的规定，蒲松龄是不能参加顺治十七年庚子科乡试的，而康熙八年己酉科，由于蒲父卒于此年正月初五日⑤，在丁忧期不许应试。这样，在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乡试前，如果蒲松龄参加乡试，似乎就只有康熙五年丙午科和康熙二年癸卯科两个可能了。

　　进学后，须参加三年一次的岁试，如果应乡试，还需通过乡试前的科试。岁试通常在乡试后一年举行，科试通常在乡试前一年举行。岁、科二试通常于府城举行，乡试则在省城举行。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城同时又是省城，故蒲松龄参加乡试，必须要在这三年中每年都赴济南参试。在目前关于蒲松龄生平的所有材料中，都没有其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期间（1661-1663）到过济南的记录，相反，由于蒲箬出生于康熙元年（1662）八月三十日①，与蒲松龄参加科试的时间可能冲突，所以，蒲松龄没参加康熙二年癸卯科乡试，在现有材料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盛伟和邹宗良均认为蒲松龄参加了康熙二年乡试，其理由是蒲松龄好友张笃庆在康熙三年（1664）有诗《答蒲柳泉来韵》、《和留仙韵》②，虽然蒲松龄的诗今已不复得见，但“可以推知他俩落榜后悲痛心情之一斑”[九]13。然细究这二题诗的内涵，恐怕不仅不能推知蒲松龄参加了上年乡试，却恰恰提供了蒲松龄未应试的证据。根据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张笃庆是参加了康熙二年乡试的，如果蒲松龄也参加了此次乡试，在张笃庆这二题抒发“因乡试失利而生之失意、落拓情绪”[十]165的诗中，不应该不触及二人共同应试之情节。《答蒲柳泉来韵》一诗，首联是张笃庆自述乡试落榜后的心境，颔联是说蒲松龄来诗将其比作张良，自己实在愧不敢当，羡慕蒲松龄像神仙一样无拘无束、逍遥自在，颈联以李白和谢眺、俞伯牙和钟子期来比喻蒲松龄对自己的相念相知之谊，尾联是表示同意走出“闭户”状态，与蒲松龄共同交流学习。联系到李尧臣“甲辰春，邀我共笔墨……期相与以有成”[十一]28，这首诗的内涵和据此推断出的蒲诗内容甚为明白，就是乡试失利的张笃庆对蒲松龄邀其共同学习迎考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的回复。《和留仙韵》一题有二首，其中第二首王光福在《论“司空博物”与〈聊斋志异〉无关》一文中已有论及。而第一首，首联即用宋代蒲寿宬《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典，称扬蒲松龄对于功名的超脱，且隐含其未赴康熙二年乡试之义，颔联用前秦苻坚典故抒发成败难料之叹，似有为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却不能参加乡试而不平之情，颈联用屈原赋《离骚》和李攀龙作《广齐讴行》之典，描述蒲松龄没有因此遭际怨哀自伤，而是以讴歌家乡风物为乐趣，尾联则用赵州禅师故事，赞扬了蒲松龄有出世高人之风致。结合第二首的内容，可以推知蒲松龄原诗当为抒发其超然物外之志。“我从邺下识应侯”是以应旸指代蒲松龄，尾联则是以李贺来比拟蒲松龄。客观地看待张笃庆这二题诗的内涵，应该说是看不出有蒲松龄参加康熙二年乡试的任何迹象的。

　　但据此以蒲松龄初应乡试之年为康熙五年，却仍然是有疑问的。作为县、府、道考了三个第一且又少年气盛的蒲松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不应该在迟至六年后才初次应考乡试的，也就是说，其康熙二年癸卯科不应考，除了蒲箬的出生可能影响了其参加科试考试外，一定还会有其它的原因。张笃庆《和留仙韵》中“投纶溟渤三千里，寄恨东秦十二州”之语，就隐隐约约地显示了这一点。

　　邹宗良通过对《聊斋志异》中《折狱》篇和《叶生》篇的考察，推断“知县费祎祉颇许松龄之才，曾向衡文者荐举之”[十]151，认为蒲松龄参加了顺治十七年庚子科的乡试。良确。惜未深考，今为补考之。

　　邹宗良在论证蒲松龄非顺治十五年而为顺治十六年进学④时，引用了蒲松龄院试考官、学使施闰章《独树轩记》等文和张笃庆的自撰年谱，指出济南府应在顺治十五年举行的岁试实际上延至顺治十六年春才得以举行，但却忽略了丙申年（1656）为科考之年，因施闰章十月方才到任，未及科考而改行于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的事实。如果蒲松龄在丙申年就曾经通过了县试和府试，他本来当年即可参加院试争取进学机会，由于延期只能于顺治十四年参试，而顺治十四年适值其与刘氏的正式成婚之年⑤，故极有可能没有时间像张笃庆那样参加科试后的院试而进学，只能于次年即顺治十五年再次县试和府试，以获得参加当年岁试后的院试资格，可喜的是这两次考试蒲松龄都取得了第一。

　　尽管顺治十五年的岁试又延至次年春举行，但蒲松龄又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在蒲箬看来，既然是顺治十五年获得的县试和府试第一，那么院试第一自然也是此年获得的，而官方记载则当然为顺治十六年，这就是“未弱冠”与“弱冠”说法不一的根源。这一年之差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张笃庆由于顺治十四年即已获得生员身份，当然可以参加顺治十五年延至顺治十六年春举行的岁试，然后再参加科试，通过即可参加顺治十七年乡试，而蒲松龄由于顺治十六年进学，无法参加在院试前举行的岁试，从而没资格参加后来举行的科试，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这都是顺治十三年科试延至顺治十四年举行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一个县、府、院试都获第一的优秀学子来说，引起爱才的地方官员同情、甚而至于想办法为其变通而放行是不奇怪的，这就是时任淄川县令的费祎祉“向衡文者荐举之”的原因所在。

　　蒲松龄不应准考而得以参考，如果一举考中，其他人当然无话可说，费祎祉也可以博得识才怜才之名。不幸的是却没能考中，成为了“不舞之鹤”，别人当然可以怀疑这中间是不是有舞弊行为，纵使无弊，作为县令，费祎祉至少也有不识人之过。乾隆《淄川县志》记载费祎祉“以罣误去”[十二]181，所谓罣误，就是因过失或牵连而受到处分。费祎祉继任者林琼芝，县志记载其于顺治十七年任，说明费祎祉就是在顺治十七年因过失或牵连而受到处分导致离任的。蒲松龄说：“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则某实贻之也”[十三]1749，《尚书·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可见“为羊公辱”不仅指让费祎祉蒙受了不识人之讥，更是指让费祎祉受了处分丢了官，所以许多年后，蒲松龄在整理《聊斋志异》时还负疚于心，用“异史氏曰”的方式为费祎祉补记上这一笔①。

　　这样就可以理解，蒲松龄为什么没有参加康熙二年的乡试了。至于是因为受到惩罚停其参考，还是蒲松龄因为心理上的愧疚主动放弃，因材料不足，姑识此待考。但由张笃庆诗观之，罚停参考可能性还是要大一些。

　　二

　　蒲松龄最后一次应乡试，路大荒先生认为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庚午科，“自此亦不复闱战矣”[十四]1789。其依据有二条。一是王敬铸手抄《聊斋制艺》附注，“自此亦不复闱战矣”一语就出自王抄附注。但附注所云“前三艺”，考其文题实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乡试考题，故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生年谱》重订本将“自此亦不复闱战矣”一段文字移至“康熙二十三年”条下①，但这样就又与“康熙二十九年”条下之文相矛盾了，显然是不审之误。二是蒲松龄所作《述刘氏行实》，“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松龄善其言”。蒲松龄五十岁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文中说是五十余，似乎是指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应试之后，蒲松龄便听从夫人之言，不再应考乡试了。照理讲，蒲松龄《述刘氏行实》是亲口所言，当然是最权威的，但问题是他说的是“善”其言，而不是“是”其言，以此模棱之孤证来说明蒲松龄末次之乡试是有失审慎的。

　　高明阁先生认为，“嗣后的三十二年癸酉、三十五年丙子秋闱，我们虽然还找不到应试的迹象；然而却可以举出三十八年、四十一年两次秋闱，作者又去应试过的记录”[一]230。高明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蒲松龄康熙四十一年（1702）所作的《寄紫庭》诗，盛伟、邹宗良也持相同的观点。邹宗良还说，“松龄参加乡试以希‘进取’，非止于其五十余岁时。然自本年出应乡试后直至其七十一岁应考岁贡，诗文中不再有记应举之作，其应试当至本年为止”[十]467。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高明阁先生根据蒲松龄撰写“拟表”所作的分析也是不能被忽视的，“而最后一次，也不一定是康熙四十一年，乃是作者六十六岁的康熙四十四年”[一]234。

　　其实许多情形都是可以附会出蒲松龄参加乡试的“迹象”的，比如作为生员他必须要参加三年一次的岁试、送儿子和学生们去应试等。撰写“拟表”，既可能是为自己准备的，也可能是为儿子和学生们作的范文，去济南可能是自己去应考，也可能是送儿子和学生们去应考。就《寄紫庭》诗[六]240而言之，邹宗良已经考证是康熙四十一年蒲松龄自济南回淄川后，与好友王启座道别时因便寄给王启座二弟王启庭的②。第一首是劝慰王启庭不要因乡试失利而过于伤感，三年时间就象梦一样，意指下一科的乡试很快就会到来，你有的是机会。第二首回顾了三年前王启庭乡试失利后的悲伤情态，“不恨前途远，止恨流光速”，当是引用王启庭向日所言。第三首是说自己当年也曾经有过乡试连续失利的境况，但是在“五夜闻鸡”之后，又奋发起来拚搏了。通观全篇意思很明白，王启座与蒲松龄道别时提到了弟弟乡试失利后伤心过度的情形，于是蒲松龄因便作诗劝解，其中没有丝毫信息显示蒲松龄参加了是科乡试。

　　诗中提到三年前，也当是王启庭乡试后来淄川看望设馆执教的兄长①，才与蒲松龄谈及乡试失利而伤心流涕的。据记载，王启庭“三踬棘闱，郁愤成疾，卒年三十八岁”②，从这题诗中也不难看出这一悲剧发生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