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今生的约定：蒲松龄科举应试考

　　同由于这题诗的误读而形成的蒲松龄参加是科乡试的印象相比，有更多相关诗作反映出他并没有参加是科乡试。刚到济南，蒲松龄在客邸作诗便说“落拓颠狂在，衰残意气无。久拚明主弃，不复染霜须”[六]238，这是明明白白地说不再应考了。朱缃《蒲留仙过访话旧》“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余子任纷纷”③，是说所谓科举功名不过是镜花水月，这些事情就让眼前的年轻人去做吧。可见蒲松龄是年到济南，实际上是送自己的学生们来应试的。此年在济期间，蒲松龄还于朱缃席间结识安邱张贞父子，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诗[六]237，其中云“我亦头白叹沦落，心颜对此如死灰。久与罔两相向语，如此肮脏世所猜”。“肮脏”即“昂藏”，《聊斋志异》卷一《叶生》篇“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之“昂藏”即为其义，由此二联诗句观之，蒲松龄不惟康熙四十一年没有应考乡试，而且应在多年前即专心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不复应试了。看来，回过头来就路大荒先生的蒲松龄康熙二十九年末次乡试说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考证，是完全有必要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子科，盛伟、邹宗良都认为蒲松龄参加了乡试。但从上一年“蒲松龄对这位豪门公子尚不熟悉，也无意深交”，而此年“蒲松龄在八月间又来到了省城。朱缃获悉，便主动到蒲松龄的寓所拜访”[十五]228看，蒲松龄不是独自来济南，否则朱缃又从何处获悉蒲松龄的到来呢，故邹宗良推断“当为率同毕氏弟子参加乡试而来”[十]436。朱缃来访，蒲松龄作《答朱子青见过惠酒》诗[六]196，其中有“镜影萧萧白发新，痴顽署作葛天民”、“童心儇佻迟方悔，戏技穷愁老已忘”语。“葛天民”典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是蒲松龄以隐士自况。“戏技”一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过，《梅女》“妾生平戏技，惟谙打马。但两人寥落，夜深又苦无局。今长夜莫遣，聊与君为交线之戏”[十三]1288，故此联的意思是，年轻时心定不下来，迟了才知道后悔，玩“游戏”也没玩出什么名堂，况且现在老了也忘的差不多了。这“游戏”当然不是指打马、交线之类，应指举业无疑。这些话似乎由不应举之人说出来才更加顺理成章。

　　当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科乡试时，蒲松龄也到过济南。关于此年蒲松龄到达济南的时间，邹宗良通过山东按察使喻成龙邀其载记李兴祖重建历下亭事做了详尽考证，当为本年夏日或其后①。其实蒲松龄前一年作有《上喻廉宪》书[十一]141，已经将次年赴济南的事由说得很清楚了。这封书札有二层意思，前一段是说与喻成龙初次见面，长孙蒲立德就受到了喻成龙的夸奖，很惭愧。其后在喻成龙来淄川时，自己也曾前去拜见，因喻成龙“道体不畅”而未果。后一段是说儿子蒲箬“既接案票”即接到了获得乡试资格的通知，本当立即让其赴济南准备应试，但由于自己不放心，想要陪他一同赴济，这样就要稍等一段时间，届时准备应约前去拜访喻成龙。蒲箬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学②，此年正当其初应乡试之年。当二十七年时蒲松龄曾经赴济并登白雪楼，有《白雪楼》诗[六]143三首，书札中提到“白雪楼之会或当无久淹耶”，知蒲松龄与喻成龙初晤之“高轩”即白雪楼也。

　　张笃庆此年又有《寄蒲留仙》二首，其中第二首③首联即问蒲松龄，你专心于创作《聊斋志异》的主意没改变吧，我想起康熙二年乡试失利后你写诗给我的事了。颔联是说自己今年参加乡试又没考中，失利而归了。颈联是说此次乡试，场中已经见不到什么熟人了。尾联则用禇渊和羊昙的典故，感叹现在哪里还有像禇渊那样的识人之人呢，我真后悔去参加这科乡试。张笃庆乡试后写诗给蒲松龄讲述场中情形，又问蒲松龄有没有改变专心创作的主意并后悔自已参加乡试，是很可以说明蒲松龄没有参加此科乡试的。

　　还有一节不可不考。邹宗良认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腊月蒲松龄亦曾与喻成龙相晤，为其题《梅花书屋图》，其依据是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喻成龙升任山东布政使，其后不当再以任按察使的“廉宪”相称④。但“腊月梅花繁满枝”乃就所题《梅花书屋图》言之，不必定指题诗时节，而“季月阳和满齐鲁”之“季月”，《南史·梁武陵王纪传》有“季月烦暑，流金铄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十六]1330的说法，指暑热之时，与李兴祖重建历下亭事相合。“季月阳和”化用“季月烦暑”，意在赞颂喻成龙为政宽和不酷烈也。所以，蒲箬所撰《行述》，说的正是康熙三十二年夏秋间访喻之事，其中“我父倦于奔波，高卧不起。毕刺史载绩父子劝驾，乃肯一往”之语，固然有高大其父形象之意，然也丝毫不提及应试之事，可见此年蒲箬应乡试而蒲松龄自己实未应试，蒲松龄赴济南只不过是去陪蒲箬应考而已。

　　这样看来，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的记载，并不是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的乡试之后，蒲松龄“五十余犹不忘进取”，是指为庚午科乡试作准备。应考前，刘氏劝他不要再去应试了，蒲松龄认为刘氏的话很有道理，但该科乡试已经做了准备，于是尽管“善”其言却也没有就此弃考，因为那样，此前做的准备工作就白做了，故而没有“是”其言。而之所以要把这段话在刘氏行实中说出来，不光是要表现刘氏淡于功名的高尚精神境界，更是要表现蒲松龄自己对于刘氏的认可和敬重之情。如果蒲松龄此后并未听从刘氏之言，岂不是要将刘氏的见识打个大大的折扣吗。

　　从顺治十七年初次应乡试，到康熙二十九年末次应乡试，前后整整三十年，共十一科乡试，蒲松龄参加乡试自己有诗文明示的，只有康熙二十九年的庚午科和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丁卯科。康熙二十三年的甲子科，虽然《聊斋制艺》有二篇文题与该年乡试考题相符，但“前三艺”中只有“譬之宫墙”篇，与后面“能言距杨”篇次序并不相接①，且附注所言“时主司已拟元”没有任何材料证实，“二场因故被黜”更符合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和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的情形，故此二篇制艺亦有为蒲松龄据考题所做习作之可能，没有其他材料印证，不能推定蒲松龄参加了是科乡试。能够明确推断未参加的，还有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科乡试，因为此年蒲松龄尚在其母卒后的丁忧期②。康熙十七年（1678），蒲松龄《同安邱李文贻泛大明湖》诗[六]115有“挥髯共洒陵阳泪，此日相看最可怜”之语，符合落榜后的士子心态，可以推断其参加了此年乡试。康熙十四年（1675），没有任何材料反映其此年及上年曾到过济南，诗文中亦没有能反映其参试和落榜心情之作，故推断其没有参加此年乡试。

　　长期以来，由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大量科举题材的作品，许多人便先入为主地将他想像成一个执迷于科举的酸腐秀才，殊不知，执迷于科举而不能自拔的人，是不能写出优秀的科举题材作品的。只有以超然的眼光去看待科举，既能够走进去也能够跳出来，才能在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上，去观察那些沉沦于科举生涯的芸芸士子。从上面的考证看，除了连续应考康熙二十六年和二十九年两科乡试外，根本没有所谓“急切地梦想博得一第”[一]234的记录。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境遇，科举对于他们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幸运的是，蒲松龄能够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些一般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更向往一种能够实现自己真实性情的生活。不仅是在上文提及的年少时和张笃庆的吟诗倡和中，在蒲松龄以后各个年龄段的作品中，都有这样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笔者在《陈淑卿与顾青霞：关于蒲松龄的宝应之恋》一文的写作中即已发现，康熙九年，“蒲氏之所以南游作幕于孙蕙官署，至少是已经暂时放弃了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的选择”[十七]22。蒲松龄南游宝应仅一年就匆匆归里，是因为顾青霞希望他“再相会时能‘君著锦绣衣’，成为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自己才能‘妾著石榴裙’，摆脱身不由己的身份”[十七]22，也就是指“回去参加科举考试，博得功名后回来帮助自己脱离苦海”[十七]22。这一节在《聊斋志异》中有着隐晦的表达，如《鸦头》篇：

　　王拜谢，趋出罄赀而至，得五数，强赵致媪，媪果少之。鸦头言于母曰：“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今请得如母所愿，我初学作人，报母有日，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媪以女性拗执，但得允从，即甚欢喜，遂诺之……王与女欢爱甚至，既，谓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敌，既蒙缱绻，义即至重。君倾囊博此一宵欢，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风尘，实非所愿，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请以宵遁。”

　　又《细侯》篇：

　　故假贷同人，敛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绝赠之，云：“膏腻铜盘夜未央，床头小语麝兰香。新鬟明日重妆凤，无复行云梦楚王。”……因问生家田产几何，答曰：“薄田半顷、破屋数椽而已。”细侯曰：“妾归君后，当长相守，勿复设帐为也。四十亩聊足自给，十亩可以种黍，织五匹绢，纳太平之税有余矣。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生曰：“卿身价约可几多？”曰：“……君能办百金，过此即非所虑。”生曰：“……幸耐相候。”细侯诺之……生落魄难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归。

　　实际上，蒲松龄康熙二十九年后不再应考，同样与顾青霞有着极大的干连。在《陈淑卿与顾青霞：关于蒲松龄的宝应之恋》一文中，笔者将蒲、顾二人的爱情归纳为“五夜”之缘，即“胡消息之能通？赖腹心之可托”的“传书之夜”，“红豆之根不死，为郎宵奔”的“宵奔之夜”，“乌臼之鸟无情，催侬夜去”的“离别之夜”，“意惴惴，恐人觑破，急蹴纤弯”的“凄凉之夜”和“清闺莫复还争道，恐褪柔荑玉指环”的“听棋之夜”。蒲松龄的创作有着很强的自我代入感，他在为陈淑卿小像题辞时、在同沈燕及题《思妇图》时，都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十七]16。这种创作手法也经常出现在《聊斋志异》中，故而笔者称之为“聊斋笔法”。除了上述的“离别之夜”，之前的“宵奔之夜”也在《晚霞》篇有生动的再现：

　　明日，龙窝君按部……端于众中遥注晚霞，晚霞亦遥注之。少间，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渐出部而南，相去数武，而法严不敢乱部，相视神驰而已……按已，鱼贯而出……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缓滞在后，回首见端，故遗珊瑚钗，端急内袖中。既归，凝思成疾……姥忧之，罔所为计，曰“吴江王寿期已促，且为奈何”。薄暮一童子来……童挽出，南启一户，折而西，又辟双扉，见莲花数十亩，皆生平地上，叶大如席，花大如盖，落瓣堆梗下盈尺。童……遂去。少时，一美人拨莲花而入，则晚霞也。相见惊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压荷盖令侧，雅可幛蔽，又匀铺莲瓣而藉之，忻与狎寝。

　　再如《绿衣女》篇的“凄凉之夜”：

　　一夕共酌……于曰：“卿声娇细，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请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君必欲之，请便献丑，但只微声示意可耳。”遂以莲钩轻点床足歌云：“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祗恐郎无伴。”声细如蝇，裁可辨认……歌已，启门窥曰：“防窗外有人。”绕屋周视乃入。生曰：“卿何疑惧之深。”笑曰：“谚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谓矣。”既而就寝，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将启关，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惿澌心怯，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女曰：“君竚望我，我逾垣去，君方归。”于曰“诺”，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

　　而第五夜的“听棋之夜”，则在《葛巾》篇中出现：

　　一日……忽于深树内觌面遇女郎……正欲有言，老妪忽至。女令隐身石后，南指曰：“夜以花梯度墙，四面红窗者即妾居也。”匆匆遂去……至夜移梯登南垣，则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见红窗，室中闻敲棋声，伫立不敢复前，姑窬垣归，少间再过之，子声犹繁。渐近窥之，则女郎与一素衣美人相对着……又返，凡三往复，三漏已催……幸寂无人，入则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见生惊起……言未及已，遥闻人语，女急曰：“玉版妹子来矣，君可姑伏床下。”生从之，无何一女子入，笑曰：“败军之将，尚可复言战否？业已烹茗，敢邀为长夜之欢。”女郎辞以困惰，玉版固请之……强拉之出门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绝，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遗物，而室内并无香奁，只床头有水精如意，上结紫巾，芳洁可爱……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为君子也，而不知寇盗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揽体入怀……因曰：“……但恐杜兰香之下嫁，终成离恨耳。”女笑曰：“……此事要宜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风，则祸离更惨于好别矣。”

　　康熙十四年的“凄凉之夜”，顾青霞再次叮嘱此前无望的蒲松龄参加乡试，“畴昔狂言上场头，依样葫芦要作”[十八]1。由于蒲松龄可能并未参加科试，没有应乡试的资格，故而直到康熙十七年才得以参加乡试。不幸的是蒲松龄再次落榜，蒲、顾之恋终成悲剧。而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听棋之夜”，再次燃起了蒲松龄对于爱情的渴望，只不过此时孙蕙尚在世，这样的爱情，结果往往是“祸离更惨于好别”的。但几年后，康熙二十五年（1687），孙蕙去世了，让蒲松龄又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于是其后有康熙二十六年、二十九年连续二科乡试的应试。回过头来，再看《寄紫庭》诗中所言“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不能不说蒲松龄表达得太精确了。“欲”燃不是已燃。欲燃于“听棋之夜”，而真正燃起来则是在孙蕙去世以后。

　　由此观之，从康熙九年不再以乡试自累而南游，其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参加的每科乡试都可以说是应顾青霞之约而行。按照蒲松龄《伤顾青霞》[六]153一诗的系年，顾青霞当卒于康熙二十七年之前，为什么蒲松龄康熙二十九年仍然应试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直到在新浪博客上看到孙蕙后裔孙丰广《九世祖孙蕙与蒲松龄的交往》，才终于解开了疑惑。孙丰广在这篇文章中说，顾青霞“十六岁成孙蕙侍妾，三十四岁香消玉殒于淄川孙家”①,笔者曾考证顾青霞出生于顺治十四年，则顾十六岁时为康熙十一年，正是蒲松龄离开宝应后的第二年，这与笔者考证的顾青霞被孙蕙收留的时间也是一致的，蒲松龄康熙十二年诗《边书》[六]73“去年从虎臣，今岁从龙子”，说的就是此事，惟该年顾青霞只是初入孙府，尚非孙侍妾而已。康熙二十九年，顾青霞恰好是三十四岁，顾青霞卒于此年，不仅很好地说明了蒲松龄该年后不再应乡试的根本原因，也很好地印证了此年乡试蒲松龄“二场再黜”的根源。《伤顾青霞》一诗当是系年有误。

　　蒲松龄有词《醉太平》[十八]50记其“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之事：“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

　　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与康熙二十六年“得意疾书”[十八]50而“闱中越幅被黜”是乐中出错不同，这一次是悲中出错。为什么在第一场考试顺利的情况下，蒲松龄会有“风檐寒灯，谯楼短更”这样的悲苦心情，当就是在第一场考试后，获悉了顾青霞去世的消息。而“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之语，则将一个怀着无限伤痛无助地走向考场的背影，栩栩如生地展现于人们眼前。“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考场上的低级错误固然自觉好笑，但回首自己半生将爱情的希望寄托于科举，又未尝不是一个可笑的低级错误呢？这一个“笑”字，可谓写尽悲哀。

　　蒲松龄因顾青霞去世而不再应乡试，从康熙三十三年秋，李尧臣为其俚曲《琴瑟乐》所题诗跋①也可得到印证。《琴瑟乐》是描写少女思春、待嫁以及婚后生活的，而李尧臣引用《金瓶梅》所题三首诗中，第一首和第二首是说爱情是无常的，要参透“风流”，安心于自己的家室，不要去采折野草闲花。第三首则是说媒婆凭借着口舌之能去讨生活，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关键在于她是成全人还是败坏人。在蒲松龄的作品后题这样的诗是很奇怪的，但是只要了解蒲松龄康熙二十九年后的人生选择，李尧臣的诗跋就不难理解了。张笃庆这一年作有《岁暮作怀人诗》，其中有一首是怀念蒲松龄的②，从该诗看，蒲松龄不应乡试后即专心于文学创作。对此，李尧臣自然是不希望看到的，他应当知道蒲松龄不参加康熙三十二年乡试的原因，于是通过题诗婉转提醒他，不可让爱情影响自己的人生。李尧臣似乎也知道蒲松龄不会听从自己劝告，所以第三首用媒婆擅长说合婚姻，来自嘲自己没有能令好友回心转意的本领。这三首诗跋虽然不能确指蒲松龄是因顾青霞去世而不再应乡试，但是清晰地揭示了蒲松龄不应乡试的原因是婚姻之外的爱情，而顾青霞是蒲松龄唯一的婚外情人。

　　李尧臣希望蒲松龄不要放弃科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少年时代起他们就是好朋友，他当然知道蒲松龄对于科举的超然态度，同时也仍然期待蒲松龄能够通过科举来改变人生。但他可能不知道，蒲松龄之所以再入考场，本来就是他和顾青霞的今生的约定，想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境遇，是为了实现令他魂牵梦萦的爱情。而且正是因为他曾经认为通过科举改变境遇是他实现爱情的途径，从而丧失了可能实现其爱情的其他机会。他怎么可能再次投身于这个给他希望、又不断让其失望、直到最后令其失去任何希望的泥坑呢。

　　如果不是顾青霞的爱情，蒲松龄也许终身坐幕，也许像与他同时代的张潮①那样创作（不是编纂）出一部《虞初新志》来，但绝不会创作出《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他真的考中举人甚至进士，也许能够实现他爱情的梦想，但同样绝不会创作出《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也许上天赐给蒲松龄一个顾青霞，让其在爱情与科场之中进进出出，就是为了创作《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吧。蒲、顾二人今生的约定，似乎正是为了实现上天与蒲松龄的这个今生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