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儒刘宝楠替人写的行状(行状:写一个人的生平言行,即是事略、传记)并不多,《念楼集·卷八》中只收录了三篇,一篇是为自己任国子监典簿的父亲刘履恂所写,一篇是为自己任安徽五河县教谕的哥哥刘宝树所写,都是自己至亲的父兄,而还有的一篇则是为曾任宝应县儒学训导的张鼎所写。 这张鼎是何许人也? 他是安徽霍邱人氏,于嘉庆十五年(1810)注选到宝应任训导,直到道光四年(1824)以疾乞假归,在职十四年。这个训导应该相当于宝应的教育局副局长兼最高学府的领导,是一个从七品的官员,在封建社会,也算是基层的领导吧。 刘宝楠在这篇行状中写到了张鼎先生好几件事: 一件事是挺身而出,保护诸生。 嘉庆十八年时宝应跃龙关因失修石坏,半夜运河水溢入城,引起百姓的恐慌与喧闹。大家都气势汹汹地斥责河官失职不力,一时群情激愤。第二天,河官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抓捕闹事者,平息事端。当时有在县学学习的诸生吴驹、田豫秋等人也被牵涉在内,河官就上告此事,要求从重惩处。在这以前的康熙年间,宝应也曾发生过诸生冒犯了县令而被抓进大牢,在严刑拷打之下,结果造成二十人被废黜,十三人被株连。因此诸生们惴惴不安,人心惟危。这时,张鼎挺身而出,面见上官,直言陈情:“闹事的是一般百姓,与县学的诸生们没有关系。”同时安抚诸生们:“上官知道你们是没有罪的,你们放心,定会赦免你们的。”于是这件事渐渐平息了。 还有一件事是打击地痞,祛邪扬正。 当时宝应的地保,都是一批地痞无赖,和官府中的衙役狼狈为奸,欺压百姓。诸生苗之铤的叔父开一爿小书店,地保去敲榨勒索,苗之铤不服,与之理论,双方争吵起来。地保说:“走,到县衙去评理!”便抓住苗的手臂往县衙拖。苗乘他一个疏忽挣脱了跑到学舍,那地保紧追到明伦堂,纠缠不休。还有一个诸生徐家礼家里也是开小店的,地保拿假钱买东西,宗礼不收,地保便蛮不讲理打上前来。宗礼也逃到学舍。面对这些恶棍们的穷凶极恶,张鼎先生凛然怒曰:“朝廷的莘莘学子,竟然遭受这些犬马们的欺辱,如果不管不问,我们还有颜面为人师表吗?”便连同当时的教谕姚楗,上诉到县官处,要求严惩。于是这些无赖被鞭笞而带枷游街,给了作威作福者一个当头棒喝。这以后,他们的恶行渐渐收敛。而对于诸生中一些不遵纪受教者,张鼎也严加饬厉。在他任职的十多年间,用刘宝楠文章中的话说:“稂莠怀新,士风丕变。” 张鼎为官清廉却又仁心有加。 为了彰显和发扬宝应地方贤良嘉言懿行,在任职期间,张鼎倡议修复名宦祠、乡贤祠,汉烈士臧洪、陈容祠,而且自己捐出俸禄。他的举动引起了广泛响应,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很快就完成了。 有一年,运河在白田决口,大学士两江总督松筠勘灾宝应,以自己的俸金千两给张鼎及两个侍从委托给灾民。可是两个侍从吞没了一大半,还要强迫张鼎向松筠报告钱已经给了灾民。张鼎说:“假如说都给了灾民,是欺负了民众,也欺骗了大人;假如说给了一半,等于是弹劾了同事,用来显示自己的清廉。”于是就称自己有病不向松筠报告,自此以后,凡是赈灾委托,他都一概拒绝。 然而对于县学中的学生们,张鼎还是关心备至的。儒家弟子乔荣恩孤贫无依,他就賙其困乏,让他能全心致学,成为诸生。而刘宝楠本人也得到了张鼎的直接帮助。学使侍郎汤金钊到宝应访优行之生,张鼎便极力推荐了刘宝楠,这举荐及提掖之功,令刘宝楠没齿难忘。 刘宝楠在行状中还有一段非常精彩,充满感情。 在张鼎将近乞休之前,已经抱病多年了。可是他不摆架子,很喜欢与诸生们打成一片,而诸生们也乐于与之交谈。那时学署前有一杏雨轩,“晨启门,诸生旋进,先后络绎;乙至夜,不得去,坐上恒满,辄出酒肴,与诸生评论古今以为常。”乔莱所建的画川书院里,小山池塘、竹林花圃,风景雅致,张鼎常携诸生登临吟眺,以寄其怀。当张鼎乞归将要离开宝应时,邑中人士,一直把他送到南门外,就连最普通的贩妇走卒,都啧啧称赞说:“难再得此好官。”学生们一直把他送到百里之外。 张鼎回故里半年多就溘然长逝,宝应的学子及闻其丧,无不泣下。 这位二百年前的官,值得我们纪念,也值得今天的官员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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