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是宝应北乡一个极不显眼的小村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庄上一家姓严，两家姓陈，其余的都姓房，因此这个村庄就叫房庄。在庄上我辈分最长，在家我排行老二。 由于父、兄是教师，因此我有幸成为上世纪50年代庄上第一个考取中学、第一个转为城市户口及后来第一个在县城组建小家庭的人。 1978年冬季，父母相继去世。我在房庄住了一段时光为二老送终。闲暇，我仔细打量着生我养我的小村庄，虽然离开它十多年了，但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小村庄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二三十家清一色的茅草房，小时候我常在那些屋檐边掏蜂蜜；清一色的土坯墙，小时候我常在土墙上用木炭写字；各家各户门前或屋后都有一个草堆，是半年烧饭做菜的生活用草，生产队集体有一个大草堆，是两头水牛半年的口粮，小时候我和同伴最喜欢在草堆里捉迷藏；一条小土路通往外界，那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路，习惯了；一条小河在庄前流过，全庄人、畜用水都靠它，小时候我常在小河边钓鱼，在小河里洗澡。唯一的变化是池塘边一棵大榆树上的喜鹊窝不见了，池塘里的水也不如过去清亮了。 1978年的冬天很冷，下了几场大雪，二老归天的日子分别都遇到了大雪天，房谨和队长带领收工的社员一起到我家吃饭，我在县城找人批条子买的肉、鱼，一天就吃光了，连碗都给人们带走了，只好请人天天买碗，我也没空守灵，往返于房庄、县城，找人批条子买鱼、肉。 房庄到县城没有大路可走，只有走水路送二老去火葬场。从房庄到大溪河有一里多地，雪地里排起了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家门口到溪河边全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那情那景我至今未能忘却。 二老归天，花去我多年来微薄的积蓄，还欠下一些外债，单位根据规定救济我40元钱，后来我又牵头组织12个人上了一个“会”，每人每月10元钱，我拿头“会”120元钱，还请他们吃顿饭，总算渡过了这一关。 1988年，为纪念二老去世10周年，我又来到了房庄。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村头竖起了一排电线杆子，噢！房庄通上电了。庄上茅草顶房子不见了，还有了两幢房。小河里的水变黑了，不能饮用了，每家门口都打了一口井。只是到了晚上还是要点煤油灯，电要到零点以后才有呢，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又没了，好在大家习惯了，日子慢慢过吧。 2008年是父母去世30周年，又是二老诞辰100周年，亲友们商量决定在父亲生日3月28日那天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也是对二老最后一次集体纪念活动，在外地定居的姐姐也回来了。 当记者的女儿搞来一辆车，我们全家及我姐带着从县城买的生菜、熟菜一齐乘车直奔房庄。出了县城就有很多条整齐的水泥路纵横交错，我说走哪条路呢？驾驶员说只要方向没错，条条路都可以走。好家伙，不到20分钟已到房庄村口，我姐大为感叹，说：“过去我们不常回老家，怕的就是县城到房庄一段路，步行要走三小时，比南京到宝应还要难得多。” 搞完纪念活动，我们在村子里转转，一家一家走访乡邻。房庄现在整齐多了，家家都是砖瓦结构的房屋，又高又宽又大，一半以上人家有小楼房，房前屋后少量的草堆还在，但不大，主要是一些年纪大的人还用草烧火煮饭，青年人嫌脏都用液化气或用电做饭菜，水牛也不养了，种田靠机械了；家家有电视、广播、电风扇，大部分人家装了电话，少部分人家装上空调，拥有电冰箱的人家不到三分之一，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为出门打工图个方便，每家都有电瓶车、自行车，有的人家有好几辆呢。 头发花白的房谨和在家带孙子，有时在附近干干零活。他对我说：“二太爷，过去听干部作报告说将来的日子，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出门汽车一跨，现在这些不是都实现了吗？”我说是的，人们还会有更高的物质需求，我们现在可能想也想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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