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行 那是七十年代初冬季的一个早晨，我从家乡鲁垛乘轮船到宝应县城参加文艺活动。中午在闺蜜玲家吃饭，饭后玲热情带我逛街，并挽留我在她家住一宿。我婉言谢绝，与玲依依惜别。 当我步履匆匆赶到轮船码头时，轮船早已没影了。人家告诉我轮船刚开走，我急得直跺脚。我知道把地跺个窟窿也无济于事，因为下午只有一班轮船。尽管我归心似箭，却怎么也挪不开犹豫的脚步。从县城到我家有20余公里，起码要走六七个小时。况且，冬天日头短，太阳很快下山。想到必须摸黑走，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但最终我还是坚定不移地踏上了通向家乡的迢迢路。 当年，我已长成一个18岁高挑结实的大块头姑娘，走远路倒不怕，“久炼成钢”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是几里路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读生。15岁和同学到上海“革命大串联”，从家乡鲁垛步行到氾水，经过界首、高邮、邵伯、江都到扬州，一站站全靠两条长腿步行，但走晚路想也不敢想。因此，当暮色淹没了夕阳红彤彤的脸盘时，我不免提心吊胆，幸亏常坐轮船清楚水路的每一个站点。于是，我走一程问一程，走一村问一村。 “请问大妈，向望直港怎么走啊？” 端着晚饭碗的大妈，顿时停止嘴里咀嚼的食物，热情为我指明方向。到了望直港，天已黑得像锅底，定睛看到稀稀疏疏的小星星眨巴着眼睛，仿佛在叽笑我这个傻姑娘简直不把天放在眼里。 此时，劳累了一天的农民正在收听广播新闻。只见家家户户亮着灯火，偶尔传来男人女人的说笑声和孩子们的嘻闹声，以及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一切的声音都使我感到那么熟悉和亲切，悬着的心一下子归到原位。 我轻轻地叩开一户大门询问：“大爷，去卞家的路怎么走？” 慈祥的大爷衔着烟斗，借着灯光仔细打量我：身着草绿色军装，脚蹬解放鞋，一个稚气未脱的秀气姑娘，大爷脸上写满惊讶。 “哎呦！姑娘，你怎么一个人独自走晚路啊？” “大爷，不要紧，农村僻静安全，不像大城市。” “孩子，现在的形势不可不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啦！” “嗯！”我认真地听着大爷的话，微笑着点点头。心想，真的遇到“阶级敌人”，我会勇敢与其搏斗。 然后，大爷给我指路，并执意要送我出庄。正拿着捻线陀捻线的大娘把马灯的芯捻得亮亮的，提得高高的给我们照明。一会儿，大爷把我送出村庄。大爷叫我沿着圩田小埂走捷径，又千叮万嘱要我小心谨慎。 我走在田野小路上，心胆又提起来。我走了一段路，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黑影。心想，平时老听邻居大哥讲鬼怪故事，今天真的遇见鬼了。顿时吓得毛骨悚然，一身冷汗。向后不敢看，向前必须面对。我近前透过黑色的天幕仔细观察，原来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正在支撑木拍捕逮黄鼠狼。我长长呼吸了一口憋着的气。小伙子告诉我，前面就是鲁庄。我陡然精神振奋，到了鲁庄就到了我家乡的大西北边缘，还有十余里路就到我家门口了，意味着三分之二的路程已走完了，瞎子磨刀——看见亮了。 天越走越黑，路越走越窄，脚步越走越沉，而“心灯”越照越明。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默诵着《毛主席语录》，继续摸索着前进。 走着走着，我好像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感觉有人跟着我，又不敢转身向后张望个究竟。我加快脚步，还是感觉有人跟踪。我不顾一切飞奔，感觉身后的脚步声更大。心想，是不是“鬼”在不停地撵我啊！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我提着一颗心唱着京剧壮着胆，也许“鬼”听到我的歌声会吓昏了头。我一路走着，唱着，跑着，不自不觉到了家，母亲见我气喘吁吁摸黑走远路回来大吃一惊，她还以为我住在县城好友玲家哩。母亲谆谆告诫我：“一个姑娘家千万别再走旷野晚路，遇到恶人不堪设想。” 心有余悸的我，那一夜怎么也不能入睡，老想着那晚一路行走身后有人跟踪的脚步声。后来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的脚步声。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那是自己的“心鬼”在作祟。 过独木桥 谁也不相信，当年我一个稚嫩的高中毕业生，天真无邪的傻姑娘，能挑着重担过一座独木桥，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心惊胆寒。 19岁那年春天，村支书特地把我从田野叫到村头，执意培养我当三新村里的“赤脚医生”。我欣然应允。老支书又亲自把我送到鲁垛镇医院实习一年。一年后，我回到村合作医疗室做医护工作。 合作医疗负责人胥先生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却是个很少拿大锹挑担子的地地道道的“文弱书生”。我高中毕业刚学会拿大锹挑担子，充其量是个“嫩竹扁担”。虽然是个“赤脚”医生，却很少有时间“赤脚”和社员劳动。这个“赤脚”并不要求形式上“赤脚”，而实质上的“赤脚”是身不离农村土地，心不离劳动人民，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而一次挑着药箱过独木桥的经历，让我从灵魂深处体会“赤脚医生”的个中含义。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胥先生叫我到十余里地的邻村朱斗轮船码头领回托人从县城捎来的药品。他再三嘱咐我：“药品不轻，没法携拿，一定要带扁担箩箬挑。” 嗨！承蒙老兄关心。我不禁咋舌，我一个丫头片子能顺利完成任务吗？我默默无言，却心似明镜。叫我一个“洋学生”做重活，纯粹是“大懒”推“小懒”，而我这个“小伙计”却不好意思赖“老板”。权作是先生讲风格，把锻炼能力的机会让给了我。最终，我心一横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早晨，我怕妈妈担心我，故意说有个病人需要我早点出诊。我把箩箬缠绕在扁担头扛在肩上，悄悄走出村庄，然后大踏步奔赴目的地。 因为轻装上阵，不知不觉个把小时就到朱斗轮船码头了。而回来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走越沉。如果让一个长年劳动的“铁姑娘”好比挑花篮，而我却觉得挑的不是药品，像是挑的砖石。幸亏我和社员一起挑过猪粪、河泥。因此，挑着药品担子脚步很稳，一点不打晃，且能不放担子挪肩挑。 我想，远途挑担挪肩减负更有必要。于是，我左肩疼赶快挪到右肩挑，右肩痛随即挪向左肩挑，左右磨蹭，终于到了鲁垛小镇。左拐弯东眺，一条笔直的通向三新村头的黄沙土路便展现在眼前。此时，我的肚子已经闹革命，一路上看到炊烟袅袅，香味扑鼻。我趁机放下担子喘口气，擦把汗，揉揉疼痛的双肩，饱览家乡小镇日新月异的变化。 小憩片刻，我蓄足了劲，挑着担子又走了几里路。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越是最后的路程，越是艰难险阻。突然，我想起村中有一段前不把庄、后不着店的旷路，旷路通向大河的小溪上架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独木桥。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吊到嗓子眼。 去时，我掮着空担，张开双臂，晃着身子，酷如杂技演员走钢丝走过独木桥。虽有点心悬，但觉得很有趣，根本就没考虑往回挑实担过独木桥有多危险。后悔过小镇没有沿大河北岸走，情愿多绕些路，不用冒险过独木桥。若再走回头路绕得太远，岂不要走到天黑。 我走到独木桥头，放下担子，四处张望，希望大河北岸有人捎口信，渴盼田间有人帮助。可太阳已正午，社员都放工回家。南北两岸及一望无际的田野一个人影也没有。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倔强的我偏要和自己较劲，今天必须顺利通过独木桥！ 我在心里反复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思忖，挑着担子走平坦路不能晃，走独木桥更不能晃，否则纸质药品箱掉下河全部弄湿就会报废。当下农村缺医少药，这可是来之不易的救命、救难药品啊！况且，我不会游泳，掉下水人也完了，恐怕最宠我的老娘的命还要搭进去。 我望着一根几米长的圆木搭成的险要独木桥，看着独木桥下汩汩流淌的溪水。说毛骨悚然毫不夸张。稍倾，我努力平静极度紧张的心情。接着，我梳理一下挡着视线的汗湿的头发，咬牙挑起两头均匀被箩箬紧箍的药品箱，并横着担子，将扁担中央掮在右肩，尽量保持平衡。然后，我两手紧紧拽着两头的箩箬，小心翼翼盯着自己穿着草绿色解放鞋的脚，一步一步向前挪。不！应该说一寸一寸向前挪。走到桥中央是最提心吊胆的时刻。慢，再慢；稳，再稳；小心，再小心。一大意，一软腿，一趔趄，一滑脚，一刹那，连人带药随时会掉下河。 眼睛的余光告诉我，离桥头对岸近了，更近了，绝不能功亏一篑，加油！于是，我鼓足勇气，猛地一大步跨上对岸。只见双手紧拽着的两头药品随身体飞舞起来。由于冲力猛，惯性大，我连人带药瘫倒在河岸上，许久爬不起来。 “好险啊！假如‘扑通’一声连人带药箱掉下河怎么得了啊！”我不敢再往下想。我检查两箱药品，没有丝毫受损。倒是自己的小腿肚蹭破了一块皮，被汗水浸着疼得钻心。但此刻的我如释重负。想到药品马上就要运到村合作医疗室，心里顿时云开雾散。 我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挑起担子，似乎轻松多了。我情不自禁地哼起郭兰英演唱的赤脚医生之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挑到村庄时，一路的农友端着饭碗和我打招呼，无数惊异的目光投向我。时而不免轩然大波：“哎吆哇！城里的‘知识青年’下乡当‘扁担官’啦！” 太阳西斜，我终于顺利把药品运到村合作医疗室门口。守我还未下班的胥先生笑盈盈地卸下我肩上的担子说：“我们的‘大学生’真是个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赤脚医生’啊！”胥先生这一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什么委屈也不想诉说了。依然默默无语，不同的是两眼湿润。此后，有一度时期，我经常做恶梦。“药，药，我的药！救——救——救命啊！” “乖乖！你怎么啦？！”母亲摸着我的一头冷汗紧张地问。 我揉揉朦胧的眼睛笑着说：“妈！我在向人家学游泳哩！” “嘿！我的傻闺女，可把妈吓坏了。”母亲倏然转忧为喜。 关于过独木桥的故事，我怕母亲担忧，不放心我在外，埋藏心里瞒了数年。一直不为家人和亲友所知。而我觉得恍如昨日，想必已到古稀之年的胥先生即使深刻记住那件事，又哪里知道他的“小伙计”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哩？ 旧事重提，不无感慨。人生也好比过独木桥，须一步一慎，步步巴滑，才能从惨淡的此岸到达辉煌的彼岸。 迟到 《红灯记》、《沙家浜》等八场样板戏风靡全国时，我正在镇人民医院当实习生。 一天，我请假回家看父母，顺便脱单换棉。傍晚，我正准备赶回鲁垛医院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突然，东庄周大哥气喘吁吁跑来。 “好妹妹，快救救你嫂嫂吧！” “嫂嫂怎么啦？大哥慢慢说。” “你嫂嫂头疼得要死，半天爬上爬下不得安宁。” “噢，别急，别急。” 听说大嫂头疼，我似乎胸有成竹。于是，我匆匆拿了一个体温表，一盒备用药棉，一支钢笔式筒装银针，便大步流星随周大哥直奔他家。 “哎吆哇！娘啊，疼得我没命啦！”走近周大哥家，屋里传来周大嫂痛苦的呻吟声。 推开周大哥家虚掩的卧室门，只见周大嫂两手抱着头在床上打滚。通常我见过有的顽固性头疼病人皱着眉头哼哼或用布带勒紧头部试图缓解疼痛，从未见过像大嫂那样疼得喊爹叫娘。真是应了俗话：“头疼不是病，疼得要人命。” 我想，贫穷的周大哥绝不可能因为老婆头疼弄船送她去几里路外的镇医院。为此，对小病小伤一向沉着的我不禁捏了一把汗。我给大嫂量体温后，大嫂很正常。我估摸大嫂八成是农忙“双抢”劳累过度加之季节转换咋热咋寒使然。顿时，我情绪镇定。 “大嫂，你把手放开，我给你扎几针马上就不疼了。”我很自信地说。 “哎吆！好妹妹，我有救了，有救了。” 大嫂像孩子一样顺从地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木椅上。我给她在头部风驰、百会等重要穴位扎了几针。我一边捻着针头，一边和大嫂说话。以分散大嫂的注意力。大嫂只是皱着眉头，轻声呻吟。 针灸技术是我跟当海军军医的哥哥学来的。为尽快掌握技术，我多次忍着疼痛在自己身体穴位试扎银针数次，默默无闻用小小银针免费为村民缓解头疼、腹痛等许多常见病患者。 周大哥明明知道我在镇医院实习，不去村医疗室叫守门诊的老先生，却偏偏叫我一个毛丫头，一种被人重视和信任的自豪感及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涨满了我的心田。 一刻钟后，大嫂的呻吟声渐渐消失。待大嫂慢慢缓解疼痛时，她居然对我又磕头又作揖，竟晃着身子执意煮盐水荷包蛋给我吃。 “哎呀！大嫂，别客气。我能为你解除痛苦比吃什么都好！”我笑着婉言谢绝。 此时暮色笼罩，周大哥把我送出门外。我突然想起医院每晚七时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 “不好，赶到医院要迟到了。”我饥肠辘辘不敢拢家喝碗粥，径直步履匆匆奔医院。 当我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医院时，会议室正襟危坐的领导和所有职工一起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我瞟一眼墙上的挂钟，已超过会议规定时间。我难为情地找个空位置坐下。 “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每个人要背诵‘老三篇’。我们全体职工尤其要学习百求恩同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鲁院长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医院。 “哎，听说小于会唱歌。她今天迟到，等开完会罚她唱支歌。” “嗯，这主意不错。” 我听到谢医师和王护士长在小声耳语。我佯装没听见，心里却藏着几分不动声色的窃喜，觉得接受这样的“惩罚”丝毫不委屈。 会议结束时，谢医师果然饶有兴致地对全体职工大声疾呼：“同志们！我们欢迎小于姑娘唱支革命歌曲好吗？” “好！好！太好啦！” “我们双手赞成！” 顿时，男女老少手舞足蹈，一片欢呼，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双手不停地抚弄两条短辫子。 “唱个吧，小于同志。”想不到鲁院长也笑逐颜开地支持。 “我唱不好，请原谅。” “姑娘！别谦虚了。” 我努力镇定忐忑不安的心，清了清嗓子，毕恭毕敬地面向全体领导和职工演唱了一曲刚跟广播喇叭学会的《红灯记》李铁梅演唱的一段京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顷刻，“噼里啪啦”的热烈掌声和赞美声如雷贯耳。 散会时，慈祥的老院长也许理解我一个姑娘家脸薄禁不起批评，一直没有过问我迟到的原因，我也没有主动向他解释。 40多年前的事，感觉恍如昨日。那一掬“迟到罚唱”的温馨总是漾在我心头…… 作者简介: 雨荷，原名于琳，1952年5月出生，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鲁垛中心小学退休教师。业余爱写散文、论文，常散见于县、市、国家级报刊。其中曾获全国各种大赛一、二、三等奖。崇尚自然，热爱生活，感悟良多。近年来尽绵薄之力主要写诗歌词联、微型小说，常在各级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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