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县抗战的历史性尽责与作用

　　抗战时期，宝应属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一师师部都曾经在这里驻扎近两年，直到抗战的全面胜利。期间，宝应成为苏中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展大反攻的指挥中心，同时也成为苏中根据地建设的试点地区与先行典型，展示出敌后根据地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是同步进行、互为作用的。宝应于1941年，由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派遣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县城南部的临北地区，即在模范伪化县范围内开辟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反围剿的游击活动；一方面主动攻克日伪顽的敌据点。先后展开的武装斗争大小百余次，其中有著名的曹甸战役、车桥战役、大官庄战斗、王家营战斗以及县城宝应解放，并都入编到《新四军辞典》中。部队将敌人据点拔除到哪里，根据地就开辟建设到哪里，抗战与建设都极其艰巨，关联度举足轻重。特别是1944年初，著名的车桥战役（车桥时属宝应北部重镇）的胜利，奠定了根据地的开辟、稳定、拓展、连片与全面建设的基本条件。

　　（一）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这是根据地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事实。苏中根据地的建政工作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注重改造基层政权机构，加强民主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即：政权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1943年苏中区党委首先帮助宝应建立了县、区级政权。继而于1944年10月，苏中一地委组织部长周山带领工作组，到宝应柳堡乡进行乡选、村选的新乡制试点。按照公布的区、乡、镇政府《组织法》和暂行《选举法》的要求实施，他们用了21天时间在宣传发动群众、完善群众组织、审理公民资格、落实减租减息的基础上，以“丢豆子”的方法，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很成功，为宝应及苏中提供了先行经验。宝应也进行人事工作及其制度的改造。即时调集100余人，经新乡制训练班50天培训，便分赴各乡工作。1945年春，全县普遍开展乡、村选举，改造了原有乡、保、甲制，从上到下，建立了健全民主政权和民主机制，从而摧毁了基层伪化政权和封建专制势力。“三三制”政权的实施，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包括改造刀会、收编起义部队、结交爱国志士共同抗日，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这在本地，抑或在全局，都具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加强党建，提高组织程度，在发动群众中开创联合局面。1939年，日寇入侵宝应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困扰曹甸、安丰一带。苏中特委、淮属特委、盐阜区党委分别派员到宝应县城、临北、曹甸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下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5月，在西安丰镇成立中共宝应县委。对已开辟地区则分别建立起8个区委，还相继建立了村党支部。苏中区党委和一地委多次派来干部充实县区领导力量，如射阳区委是由苏中调来的胡范（原苏中四地委民运部副部长）任书记。各级党组织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基本群众入党，大力培养和选取本地区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党员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抗战形势，在苏中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各地通过宣传发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成立群众组织，如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渔抗会、商抗会、教抗会、僧抗会、儿童团等，还在县城成立工会。这样的群团形式，犹如粘和剂般地把散漫的群众一下子就联合起来了！各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群情激奋，生机蓬勃。苏中范围的工、农、青、妇、教等代表大会，相继并分别在宝应鹤儿湾、固晋、林溪、团庄等地召开。发动群众，必须组织群众。广大人民有了自己的群团组织形式，便从广度和深度上凝结民心，形成合力，协调行动，为抗击日伪之敌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壮阔的人民战争，发挥出联合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焕发出集体智慧与巨大威力。

　　（三）组织大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强壮了后盾。1943年，通过农抗会等组织发动农民首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贯彻实行土地租佃制度，厉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推动其他阶级坚持抗战。这也成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动力。当年，从部队到地方绝无例外地参加这个运动，从宝应到苏中普遍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大生产局面。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季方等苏中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在自己居住的房前屋后种菜长瓜。苏中公学组成1500人的劳动大军开进绿草荡屯垦荒滩，开发良田长上慈姑和绿豆。县区机关人人参加纺棉纱等生产劳动，改善物质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县独立团劳武结合，种粮长菜，做到自给自足。大生产运动还推动了广大农民兴修水利，增添大型农具，改善生产条件，还推动了由农民自发组建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在生产、消费、运输等方面投股分红的合作社。到1945年7月，全县共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79个，社员达4.54万人，拥有股金（抗币）64.8万元。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日渐好转。而此时的顽伪政权，则又从经济领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侵扰，妄图扼杀根据地生机。顽伪疯狂地向根据地增发、滥发“法币”、“伪币”，大肆抢购粮食等物资，物价随之猛涨。以鲁垛庄的胥福祥为例，他当年用30担稻谷价值2万元伪币，做了3趟生意，赚伪币8万余元，本利计有10万余元。这本来可购150担稻谷的10万余元，此时只能买到2担稻谷。大后方的大量农副产品被这种膨胀的货币所掠夺，给宝应乃至苏中财政经济和物资给养带来困难。宝应县政府及时贯彻苏中行署“紧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精神，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以根据地印发的抗币为本币，增发抗币，各项经营活动均以抗币标价与结算。对“伪币”，则通过与抗币折换，打击非法交易，限期予以排除。对“法币”，则采取既利用又限制，利用它向敌占区购回军需，限制它在根据地恶性膨胀，通过提高抗币币值，逐步进行排斥，最终彻底废除。同时，加强货物管理和对外（指敌占区）贸易管理，设立专门机构，采取制订法规，发布公告，设立关卡，明确流通、交换、纳税政策和措施，维护合法利益。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格查缉黑市走私、非法经营和资敌活动。这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发展革命文化武装民众，觉悟人生追求新理念。通过文化教育建设，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苏中领导机关因战事紧迫，直到迁驻宝应，才全面贯彻实施。1944年宝应县区级干部先行参加苏中党校的整风学习，继而集中全县基层干部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从上到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进行党员干部教育的同时，发展革命文化运动，以设在宝应的苏中党校、苏中公学和宝应县委党校、县安宜师范为阵地，广泛吸纳来自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参加学习培训，壮大抗日队伍和革命力量。积极开办冬学，普及文化，以推动国民社会教育。这不仅是宣传发动群众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自身明白事理、觉悟人生的渴求。所办的冬学240所，参加学习的成年人9600名。教材自编，如《万事通》《明理小唱》，把学文化和明事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传唱中得以普及教育，使群众很快弄清对于老政府、伪政府、新政府，以及中央军、和平军、新四军这之间有什么不同，谁是抗日的，谁是帮助劳动人民翻身的，又怎样看待新政府、新四军，有了进一步认知和深切了解。这也为广大群众自觉投入抗日斗争的总反攻打牢思想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儿童和青少年教育。至1945年宝应全县建立小学35所、改良私塾150所，共有学生3650人。在办学过程中，县里还同时举办讲习会，组织讲授“教育为谁服务”和“所谓正统”的课题，帮助确立教育为人民的思想，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文化教育活动的深入展开，各种文化团体相继建立，都与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同步发展。苏中公学在宝应期间不仅培养4000多名来自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还积极开展文艺宣传。该公学自编自演的大型历史剧《甲申记》、苏中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苏联大型现代剧《前线》、苏中党校演出的大型现代剧《日出》，都在宝应产生轰动的宣传教育效应，有力地推动宝应的文化建设。宝应县乡也及时组建了农民剧团。宣传部门组织编写的具有相应内容、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戏剧、小调得以广泛演出传唱。在乡选、参军、查减工作和打破经济封锁的对敌斗争中，还配合编演40多个剧目。仅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就排演了《伪币坑人》《合作社》《莫上当》《黑市》《生财之道》等13个戏和活报剧，演出30多场。在动员参军中，当场就有人跳上英雄台，报名参军。那时，宝应农村到处歌声荡漾，根据地生活一片蓬勃生机。文艺宣传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