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始成宏济河：万历皇帝朱翊均赐名

　　图∕吴琴芳

　　百年始成宏济河

　　大运河最早开挖的便是扬州段的古邗沟。后来，运河航道多次变动，仅流经宝应境内的邗沟，自三国至明朝一千四百多年中，历十三次变动，世称“邗沟十三变”。宋、元以前，邗沟航道由射阳湖入宋泾河，穿宝应县城而过，达白马湖，向北达清江浦，至清口入淮。明初改道转运河，将界首湖、新开湖、范光湖相贯连，航道从长江瓜仪闸进，历高宝湖而北出清口，不再绕经射阳湖入宋泾河，明史称其为“湖漕”。除北上南下的官私客船外，国家每年约有四百万石漕粮从江南经此调运京师，为定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提供雄实的物质基础。大运河作为当时南北唯一的运输大动脉，其重要程度不逊于当今的京沪高速。

　　这段“湖漕”航道，虽比射阳湖航道便捷，但却存有很大险患，其中高邮的甓社湖和宝应的范光湖极为险恶，舟行往往覆溺；而范光湖比甓社湖更为危险。因为这段水面西接天长、盱眙，泗水从云山、白水、衡阳而下，势若建瓴，直注范光，澎湃汹涌，浮云无际；而中间还有槐角楼当湖而出，其形如箕，两翼夹击，不风而波；如遇西风暴起，则惊涛卷雪，怒浪如山，风紧浪急，掀舞簸荡，天日为之无色，万斛巨舰触石立碎，每年都有若干船只经此失事。万历十年，千舟半渡，一风而尽，尝一日而毙千人，浮尸无算，惨不忍言；万历十二年，漕船败者数十。令行船者谈湖色变，只好长时间地驻扎在码头观候风色。因此濒河而建的宝应泰山殿便香火极盛，向北已过湖的感谢神佑，向南等候过湖的则祈求神佑。

　　自古高宝湖一线，百里单堤，每遇洪汛，往往圩塌堤崩，白水千里，一片汪洋，东乡均被淹没，田庐飘荡无遗，人畜死者无数，里下河皆为鱼鳖蛟龙之区，人民苦不堪言。

　　明弘治二年（1489年）侍郎白昂开高邮康济河，河成后大大降低了甓社湖的风险，多年安享如一。为避免范光湖的风险，不断有官员向朝廷建议在宝应范光湖东修筑越河。正德十六年（1521年）都水郎中杨最请于宝应范光湖如昔年白昂开高邮康济河例，加修内河。仍将旧堤增石积土，以为外堤，可保百年无患。嘉靖五年（1526年）工部郎中陈毓贤请修筑越河。嘉靖十九年（1540年）运粮千户李显疏请范光湖东开筑越河。隆庆二年（1568年）御史蒙诏请如高邮康济河故事别凿一河。万历五年（1575年），御史陈世宝，旧事重提，请于湖堤补石堤，以固其外，而于石堤之东复筑一堤。以通越河。但因抚按诸臣，迁代不尝，守土之官，侥幸无事，逐因循废阁，久而无成。

　　时至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批准了在淮安城南从窯湾杨家涧至武家墩开筑全长45里的永济河。这极大地鼓舞了宝应人，坚定了要求开筑越河的决心。曾任宝应知县的御史闻人诠，在宝应任内曾亲历延袤三百里湖水的风浪险恶，亲睹军民船舟覆溺的惨状，亲临堤崩岸塌田地淹没的水灾现场，亲耳听到宝应人民要求根治水患的迫切呼声，深感开筑越河的必要。为取得工程的第一手资料，亲自带民工试筑一方河堤，将人工、桩木、砖石、灰料等以一计十积算引伸，又测量了宝应越河计划挖筑的长度，经过计算，得出工程的最基本资金数需银四万三千三百两。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史闻人诠请开越河，时官户部员外的宝应人范韶及罢职家居的仲本，皆具疏请。或许因范光湖风险确碍漕运大计，或许以闻人诠为首的多名官员反复请开越河，朝廷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必要性。万历十二年（1584年）根据工部郎中许应逵建议，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奏请，决定开宝应越河。朝廷从户部、盐务及地方筹集资金二十五万两，调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工部郎中许应逵，巡按御史马允登，巡盐御史蔡时鼎，给事中陈大科，刑部主事罗用敬，中河郎中陈英，海防副使舒大猷，徐州副史莫与齐，漕储参政冯敏功等一班能臣负责工程的实施。不久李世达擢南京兵部侍郎，由巡按抚都御史王廷瞻接任工程总负责人，宝应越河开筑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官员们征集民工，调运物资，抓进度，保质量，忙得人不离堤，一律留宿河堤。将西旧堤培土加固，在旧堤东又筑一新堤。河的南北两端和中间各建一石闸，以通舟船出入，南闸外筑拦河坝，北闸外筑束水坝，其中又建滚水石坝，以疏泄水势。坝东开浚支河，让多余的水从射阳湖、广洋湖向东入海。为了护卫堤坡，在越河边夹植茭苇，堤上遍植杨柳以荫纤夫，工完堤竣绿化成。工程规模宏大，配套齐全。自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工，至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二十六日竣工，凿渠一千七百七十六丈，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为堤九千二百四十丈，北起宝应南门外，南至新镇（范水）三官庙，全长三十六里的越河大功告成。万历皇帝朱翊均赐名“宏济河”，大学士沈一贯、李廷机共同为碑记。后又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增筑黄浦二十里运河和界首月河；从此康济、宏济、永济三河相连，运河航道再无高宝湖恶浪风险之忧了。

　　为纪念在开筑宏济河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饮水必思源的宝应民众集资在宏济河堤上建崇报祠，按时供祀。被称为“江淮大手笔”著名的宝应文人吴敏道亲历宏济河竣工庆典，即兴赋诗《新开宏济河》，诗中将宏济河工程鉴比汉武帝元封三年（108年）亲修的瓠子河，功德利于当代，福泽润于后世。并以豪迈之情写了《新开宏济河诸公生祠记》。文中总结宏济河成后的四大作用。首先，保证了漕运安全。河成之后，“狂风退鷁，水波不兴，漕舻运舳，官舫商舶，扬帆而渡，酾酒而庆，若坐天上，若行镜中，畴昔风凄雨迷，樯沉舻折之景，不复刺眼，岁所全活生命不可数计。”其次，节约了大量防汛资金。宏济河的开筑，虽一次动用了二十余万，但比起康济河来，不足三分之一。同时重堤增强了抗洪能力，省却年年湖堤屡溃屡塞的资金和物资、人力。第三减少了宝应及里下河地区的洪水灾害。每次溃堤，不仅仅是直接灾害宝应，就是兴化、盐城、高邮、泰州等地也要被淹。现在，堤成水退，原来被淹田地重新可以耕种，外流的农民重新归乡务农，原来荒芜的田地上，现在到处可看到农民在辛勤耕作，每到秋天，漫漫数百里的稻谷一片金黄，人民安居乐业，一番丰收景象。据《宝应历代县志类编·灾害》载，自正统二年（1437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范光湖段共决堤三十次之多，而宏济河成之后，宝应境内再未决堤。第四，促进了沿河两岸的经济发展，昔日险恶之滨，今成景观胜地和商贾云集之地。吴敏道写道：“吕泗潭上，淮角镇前，危楼拂斗，正阁入云，金银色界，照映湖天；旧称险恶拟罗刹者，而一旦变为方洲圆峤，琳空璇洞，璀璨壮丽，最为江淮奇观；而范水诸镇，则开廛列肆，通阛带阓，商贾繦至而辐辏，诸方之货，鸟集鳞萃，尤足聚百族而兴八宝之利。”作者忆昔比今，感慨万千，玑字珠语，给我们留下详实而华丽的不朽篇章。让我们从中了解历史上“湖漕”的险难，开河的不易，新河建成后发挥的作用。以后数百年，宏济河道基本未变。据《宝应县志》（九四年版）载，“成化十四年（1478年）三月，太监汪直向朝廷提出在邵伯、高邮、宝应、白马四湖，请筑重堤于老堤之东，积水行舟，以避风浪。”看来汪直是提议开筑越河的第一人。太监汪直，历史上名声狼籍，他是明代与东厂齐名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西厂的头头，他迫害忠良，经手造成的历史冤案累不胜举。但他居然还会提出一个开筑越河的好主张。从成化十四年（1478年）汪直提出议案，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宏济河成，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六代皇帝，历时一百零七年，真可谓百年始成。

　　解放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水利建设，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9年对里运河大规模整治，在老运河西堤外侧另开新河，再到1982年继续拓浚、切除中梗的多次工程，使宏济河成为一条集水陆交通、南水北调、农田自流灌溉，排涝防洪等多功能综合利用的安全河。当今的宏济河已非昔比，作为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早已溶入泱泱的历史长河之中，她将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上区域文化的绚丽部分，成为扬州悠久水文化的见证，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国大运河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胡晓林；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7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