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总是多磨——三十多年前我工作调动的一段经历

　　好事总是多磨

　　——三十多年前我工作调动的一段经历

　　作者：山阳客何平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但很多细节我还记忆犹新。

　　我是1986年1月调离宝应县中学，2月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上班的。怎么就从苏北一个县城的中学一下子就到省城的出版社工作了呢？这其中说来话长。

　　我父亲1958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后，开除公职被遣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教，后辗转于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再至宝应山阳公社当农民。蒙冤20年后，1978年被借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词典组编纂《汉英词典》。1979年10月，经多次上访申诉，改正“右派”结论，正式恢复工作，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3年起，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我母亲也在1980年退休后，到南京与我父亲一起生活。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是早一代的独生子女。当时父母亲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他们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照顾他们，于是向领导提出把我调到南京工作。

　　这应该是很符合情理也符合政策的事，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能到南京当一名中学老师，我是很愿意的。我真的是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我有好为人师的毛病，喜欢卖弄，当教师很容易满足我这个虚荣心。但当时我们家在南京是人生地疏，根本找不到一所中学愿意接收，而且当时想从各个县里调回南京的知青及其他和配偶分居两地的南京人多如牛毛。这条路走不通。

　　当时为了解决很多类似子女分配和调动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所谓内部解决的政策，由本单位解决本单位人员子女安排。那我则顺理成章由出版社安排了，应该说问题并不大，当时的出版社也在不断扩大业务，需要补充新鲜血液，我也算是年轻人呀。

　　可是从父亲1979年正式调入出版社，到1984年，五年过去了，我的调动始终音讯全无。当时我妻子的二姑母已经解放了，她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她的丈夫改革开放后担任了中纪委的常委。她也很关心我们，写信会问起这些事，我们如实相告，她让我们整理一份材料，说明情况，由她转给有关部门。我们当然很高兴，想到从上面往下疏通总归比现在这样守株待兔要好得多，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我们家的情况，提出调至父母身边工作的请求。

　　大约是1984年初，我回南京过春节。父亲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到我们家来，说让我到高斯局长办公室去一下。高斯当时是江苏出版局局长，他多年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们习惯叫他“高老总”。

　　我去了高老总的办公室，他在忙，我说我是何如的儿子，他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和我聊起来。他先问我是不是写了封信给中央组织部，信已经批转下来了。我说是，我只是想加快调动的速度，毕竟父母亲年纪大了。

　　高老总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不是不想解决，你父亲人很好，工作也很勤恳，我怎么会不想帮他解决呢？真的是很困难，你的问题出版社可以安排，可现在人事局不让夫妻双方一方单独调动，解决夫妻分居还忙不过来，每年有统计数字，不能再增加新的夫妻分居，而你夫人是大集体单位，我们出版社不能安排。像你这样的情况还不只一个，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请你再耐心一些。

　　这真是我想不到的，国家照顾夫妻分居的政策到了我的身上，竟成了阻碍我与父母团圆的一道坎。难道真像民间说的，娶了媳妇就应该忘了娘吗？或者说父母与老婆是不可兼得的吗？

　　我当然只能唯唯，我感觉到高老总是很真诚的。我说，好，我等着吧。高老总最后对我说，也别再写什么信了，还是要我们这些人解决的。我说，好，我相信您。

　　后来我知道了，为了解决像我这样另一方是大集体单位家属的调动，出版社新成立了一个江苏图片社，是大集体单位。正如高老总所言，他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985年大约五六月份，出版社负责人事与行政的同志到宝应外调，了解我的情况，告诉我调动马上可以进行了。我终于舒了一口气。

　　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当时我正教的高中文科班面临高考，我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工作必须不受到任何影响。暑假后我向卞校长说明了情况，他和我母亲是宝应师范的同事，一直对我们家很关心照顾。他对我的调离当然表示了惋惜，但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同意下学期不再安排我的具体工作。所以开学时，我没有担任班主任，只是陈志群老师教的两个高一班语文，由我暂时代其中一个班的课，我负责的学生会工作移交给张俊老师。

　　大约国庆前后，出版社告诉我，我和妻子调令已经发出。妻子的事我很快就通过她的主管局手工业局解决了，而我的调动却遇到了障碍。我去县人事局询问，一位李科长说调令是到了，可是还要研究研究，因为大专以上的人才调出县必须经过县委常委会研究批准。

　　这又是我想不到的，国家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又成了阻碍我到新的地方与部门工作的一道坎。这时是不是没有学历反而容易些呢？

　　于是我陷入了长时间的等待之中。我过一个星期或十来天总要去问一下李科长，他总是微笑着说，还没研究呢，还没结果呢，还没同意呢。

　　我的许多朋友说，这时要花钱了，要舍得，要送礼。我问他们，送什么，送多少，送给谁，如何送。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一直很焦虑，这如何是好呢？

　　县委常委中我只认识两位，一位是周学恒副县长，他是我母亲在宝应师范的学生，我父母下乡的生产队和他老家是邻队，站在我们家门口可以看到他家的房子。我找到了他，请他帮忙。当时我文科班有一位学生是他的侄儿，大概他听说我的教学还不错，就说，你再呆两年，把我儿子送走你再走，我儿子马上也高中毕业了。我说，我即使不走，也未必是我教你的儿子，而且再过两年，人家出版社可不等我呀。在我的一再努力游说下，他最后同意了，说如果县里研究我的问题，他不投反对票。

　　还有一位是朱国良副书记，他原来是氾水中学老师，以前常和宝中老师接触，他的女儿也在宝应中学工作，负责团委，而我负责学生会，工作上联系比较多，彼此还是认识的。我去找他，他最后也同意如果研究我的问题，他不反对。

　　到了这个时候，我认为我已经黔驴技穷了，该做的都做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有一天我又去县政府催问我的调动事，还是没有结果，出来时碰到了我82届学生张学东的父亲，他是农业局局长，看到我便问：“不是说你调走了吗？学东他们不是给你送过行了吗？”是的，很多学生听说我调离宝应，都聚起来请我吃饭，为我饯行。于是我把如此这般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表示了自己的无奈。

　　他想了一下，说：“我给你指一条路，你试一试，袁永煦袁主任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他的夫人宗传兰老师教过我，也和我母亲是同事。他说你去找找他，请他帮帮忙吧。当时好像袁已经不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了，到了统战部当部长，但很多人还是习惯称他袁主任。

　　于是我就去找袁主任。他和宗老师都在，他很耐心地听了我的陈述，只说了一句，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不能打包票，我明天问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我千恩万谢告辞出来。

　　第二天上午，学校大门口说有我的电话，我赶忙跑去，是人事局李科长打来的，只简短的一句话：“你来拿调令吧，袁主任打过电话了。”

　　就这样，被搁置了将近四个月的我工作的调动很轻松很顺利很自然地解决了。我教到放寒假，就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宝应中学，也离开了我生活28年的宝应。

　　好事多磨，真是这样的。

　　许多年来，我一直从心底里感谢这些曾经帮助我的“贵人”们，在我生活中遇到一道道坎的时候，是他们的帮助与护佑，让我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终能如愿以偿。这些帮助我的人，没有吃过我一次请，没有接受过我的一点礼物，甚至都没有听到我当面对他们说一声“谢谢”，然而我总是怀着感恩的心，记着他们对我的好，也总喜欢把我的这些经历讲述给别人听，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作者：山阳客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