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彬和宝应汉射阳石门画像

　　朱彬和汉射阳石门画像

　　梁鼎成

　　有史以来，我们的宝应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什么？答曰：汉射阳石门画像。《县志类编·附录·文化》：“射阳石门画像，出土于射阳镇西之平家庄（今射阳湖镇平江村）。清乾隆举人朱彬《游道堂诗文集·平家庄古阙记》叙之甚详。”

　　朱彬在文中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深秋某日早晨，他从宝应县城出发，舟行四十五里到达平家庄时，已是红日西沉，薄暮冥冥。朱家有田在射阳，他想，到达目的地还有十几里路，便就地投宿。当地农民说，向前数十步有座土冈（即双女冈），上面有伯夷叔齐墓，何不去看看？对考古一向很有兴趣的朱彬便依言前往。见一方石块侧卧墓上，有一尺多露在外面，上有老子、孔子、弟子三行文字并列，还有伯夷叔齐字。他认为这是墓道外所立石阙（类似牌坊）。宝应县域汉时为安宜县，属临淮。史志载，射阳湖在县东六十里，是与盐城的自然分界。盐城以西九十里的射阳城，乃东汉末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时的治所。平家庄是射阳县的属地。那势如奔马的垒垒墩阜一直绵延至此。当地有人认为陈孔璋（“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墓在双女冈；也有人说，袁术死于寿春，可能是袁术墓。县志有袁术铁棺在县城的记载。然而，当地农民又说是伯夷叔齐墓。众说纷纭，让朱彬难以确定墓主是谁。他想到宋代洪适在《隶释隶续》中所言：“凡石室、祠堂画像人物车马者，所在多有，不能定为何人之墓也。”他说，金石之学，宋代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共十卷，收集历代石刻跋尾四百余篇，其子欧阳棐撰《集古录目》二十卷。此后好古者穷幽测深，虽人迹罕至之地，犹搜抉无遗……此石乃我县第一旧（新）闻，由于一直埋没地下，被荒臻蔓草遮盖，无人问津，村夫牧童们没有发现，越千年时光，终于露出面目重见天日，必定会引起世人关注，值得庆幸！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朱彬发现射阳汉石门画像石后，时任宝应知县的钱塘人吴春高度重视，特意请来同乡好友，金石大家钱大昕等著名学者来到宝地实地踏勘，考察研究，召开了高级别的研讨会。此后，钱大昕《金石文跋尾续》、程瑶田《通艺录》、王昶《金石萃编》、汪中《述学》、江藩《汉学师承记》、阮元《广陵诗事》等著述中都云及此事，并作深入探讨。在墓主是谁等问题上各抒己见。虽观点不一，但共同认为汉射阳石门画像，是我国出土最早，影响较大的汉画像石刻之一。对朱彬重要发现的历史功绩都给予充分肯定。称赞其年轻有为，三十而立，学识渊博，慧眼识珠。不久，王春死于任上。二年之后，也就是宝应频繁更换知县那段时光，对此石倾慕不已的江都学者汪中，竟想据为己有。以五千钱募人窃去。然而，苍天有灵，人讲情理，相隔四十年的清道光九年（1829年），朱彬之侄朱士端站了出来，他与汪中之子汪喜孙虽为亲表兄弟，而不曲于情面，利用同在京城为官之便，借机道明此事，据理索要，遂得以原石送还予邑。

　　对此，时任宝应知县的浙江山阴（绍兴）人王沄非常重视，他亲赴扬州，请来年近花甲的著名书法家包世臣，书写了“汉射阳石门画像”七字和原石回归记，并勒石留念，与石门画像一同嵌置学宫东塾，后移置于今为实验初中的画川书院讲堂中。此事的经过，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邑人刘宝楠在《宝应图经》中有详细记载。

　　原石回归，人们纷拥而至，竞相欣赏这方出自千余年之前文物瑰宝，先后出现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章。其中以官至绍兴知府的邑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刘岳云的《射阳汉石门画像跋》影响最大。他在文中介绍了多位金石大家论述观点的差异，引用阮元在《广陵诗事》所言，道明当年朱彬仅获得二扇石门中的一扇，另有伯夷叔齐像的那一扇“为县令某沉于水”。笔者翻阅史籍，知县吴春积劳成疾病逝后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廷先后派来雷廷珍、赵增二人接替，次年又派秦昌统、福庆、徐如灏三人相继前来。这五位县太爷像走马灯似地频频更换，究竟是谁脑袋瓜里装满浆糊，把这堪称国宝的历史文物沉于水中的呢？由于年深日久，线索全无，实在难以弄清是何人干的这种蠢事。

　　刘岳云家在宝应，观察汉射阳石门画像十分方便。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他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丰厚学养，便写出《射阳汉石门画像跋》，摆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和先前的学者专家看法一致的是，以历史故事《孔子见老子》图居首的正反六幅画面，既为研究汉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提供生动形象的资料，也使探讨画像石刻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获得具体的实物依据。所以他说：“余拓之数十，过详细识别于诸家为多。谨备录之，以饷好事者。”可见他对此石的喜爱达到何种程度。

　　鲁迅也是一位金石家，把不少精力投放到画像石拓片的收藏和研究上。在其日记中，曾有1915年4月在北京到琉璃厂购得的《射阳汉石门画像》的记载。后来在其《故事新编·出关》中，也曾对孔子见老子问礼的故事以幽默风趣的笔调作详细描述，并称赞宝应射阳汉石门画像“气魄深沉雄大”和“图案美妙无伦”。

　　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宝应，画川书院成了鬼子盘踞的巢穴。行路人等纷纷退避三舍，不敢在门前停留，哪里还会入内观看呢？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画像石不知去向。据云被日本侵略军劫走。宝应人民纷纷要求追回这件无价之宝。直到1948年8月18日，民国宝应县政府才有动作，发出“致行政院秘书处请查复江苏省被劫古物宝应县汉射阳石门画像等被日本军队劫掠详情公函”一则，由于民国政府追讨不严，加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既无暇顾及，亦无力追究，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如今到县博物馆观看展览，玻璃橱柜中《汉射阳石门画像》的拓片赫然在目。那凝重的线条，生动的造型实在令人赞叹。

　　当然，宝应人不仅从艺术角度加深对画像的了解，更期望研究者们能透露出更多的信息。譬如墓主到底是谁？多年来，由于此地一直没有进行过正规考古发掘，那片黄土垅中的长眠者究竟是何人，至今也不清楚。那里，我曾去过两次，可能是多层墓葬叠加。虽有许多学者作出种种判断，大多处在“猜测”的水平上，没能拿出有很强说服力的证据，无法让读者认同。都怪那位尚未知道姓名的县令，将另一扇门沉入水中，否则，我们宝应又多了一件重量级出土文物，确定墓主何人又多了一件物证，也许宝应的历史还要改写，我们多么希望它能重见天日啊！若能如愿，“汉射阳石门画像”发现者朱彬先生，也会含笑于九泉的。

　　每当我看到汉射阳石门画像拓片之时，便联想起朱氏兄弟三进士；每当我在朱家巷中“兄弟三进士宅第”门前走过之时，总会有驻足沉思的念想。他们的老爸真了不起，不但自己是满腹经纶建树卓著的大学者，而且还培养出如此杰出的人物来，在全国范围内还能找出几例？难。很难！朱彬老先生一辈子活了八十二岁，如孔子所言：仁者寿。值此，我不避续貂之拙，加两句：仁者寿。智者寿！

　　诗曰：

　　汉时珍宝没荒榛，

　　识者竟是一书生。

　　字里行间觅蹊径，

　　砚田笔犁勤耕耘。

　　仰望峰峦敢登顶，

　　俯察花草常写真。

　　都盼儿孙皆成龙，

　　前辈可是立标人？

　　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