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常青

　　春树常青

　　杨贵时

　　今年七月，惊悉仇春树同志走了，简直使我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在傻想，一个好端端的人，从苏州看病回家才八天时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人也太脆弱了。

　　春树同志，祖籍盐城阜宁，属相猴，今年七十有四。原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9年秋后，调任县志办主任、县志主编。至县志出版发行，调任县政协秘书长，前后长达五年时间。

　　这五年是我们朝乾夕惕、笔耕不辍的五年，也是同甘共苦、收获颇丰的五年。2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们尚在念念中难以忘怀。

　　新编县志办公室早在1985年春即已成立。前任向一平主任和其他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资料征集和专业用书等方面，为编修新县志业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功不可没。但是纂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字工程，距离撰稿、出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任务还很艰巨。

　　当年，全国修志工作正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新的修志工作，由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华占全分管。把原二级办编制的县志办提升到一级办的编制，同时从全县干部队伍中物色和挑选县志办的主任和县志主编，最后终于历史地落到了仇春树同志的肩上。县里希望他率领一支修志队伍，经过几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纂修新县志的任务。

　　回想当年，春树同志人到中年，正是意气风发、奋发有为的时候，他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县志要全面系统地记述宝应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因此，修志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面广量大。他面对实际，首先抓紧组织人事的调整和充实，建立一支实力较强的修志队伍，努力开创修志的新局面。

　　不日，便在全县各个部门和乡镇中相继建立了修志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全县共有400余名专（兼）职人员参加。同时采取“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急后缓”的方法和步骤，广泛深入地征集和核查资料，总约2000多万字。1990年春天，《宝应县志》终于进入了总纂阶段。且一鼓作气，组成了分纂加责任编辑的总纂班子，齐头并进，戮力同心，迄止1992年春天，胜利完成了全部送审稿的编纂任务。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肩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

　　全志共有24编，每编初稿形成后，春树同志总要主持召开评审会议，前后共达20余次，500余人次参加。此外，他还礼贤下士，不厌其烦地聘请了2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地方老干部，担任顾问或特约审稿人参予审稿。字斟句酌，保证质量。

　　有人说，春树同志人缘好，一些老同学、老同志愿意和他一起无偿地为修志尽力。究其原因，修志是“功泽当代，利润千秋”的大事。我想，除了人们有正确的认识之外，还有春树同志的个人魅力。一是他为人厚道正派，善于团结他人；二是他文笔出众，文稿质量较高，能够服众。县志“概述”是他亲笔撰写的，洋洋五千余言，论述精辟，文字优美，一稿通过，一锤定音，让一些学者和同仁“啧啧”交口称赞。

　　县志编纂实行主编负责制。从分工来看，春树同志负总责，统其稿，并负责概述、大事记、建制区划、地理环境、林牧副渔、城乡建设等编的分纂，并不比别人分工负责的文字工作量小。如果从总纂“一支笔贯穿到底”来看，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们中的一些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春树同志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在县志撰稿中念念不忘创新。

　　记得那年盛夏的一天下午，办公室的摇头风扇呼呼旋转。他坐到我的办公桌对面，向我递烟，向我谈起新方志创新的问题。他建议我在“党派群团编”中增设“县委常委会”一节，以更加充分真实地反映和体现党的历史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并说，他已想了多时，才向我提出来的。不言而喻，这里难度较大。因为在全省乃至全国至今尚未有过先例。

　　对他的话，我略加思索，觉得有道理，但未必能撰写成功。于是我只能勉强地答应他的要求。他未想到我会这样爽快，“一拍即合”，便又笑着递过一支烟，要我接着抽。

　　后来，我们一起琢磨再三，方才理清头绪，即：一要把握主线，设计节目；二要选材从严，避免交叉；三要表述求准，文约事丰。从概况、重要决策和工作制度等方面进行记述。近月后，当我拿出万余字的初稿时，他说，杨公，有了初稿，就不怕没有正稿了。好，实在是好！当省志办的县志编写指导室主任、地方志专家李明看到时，认为这是宝应同志在新方志编写中的首创，应予肯定。并指导我们如何修改。嗣后，几经反复，终于被认可，载入了新编《宝应县志》（P579-582页）。

　　不久，我们共同撰写了《谈“县委常委会”的设置和编纂》一文，被《江苏地方志》1991年第4期刊发。再后来，本文又被《江苏当代方志论文选》选中，并获方志论文二等奖。这是我们在撰稿以前没有想到的事。

　　县志纂修成功，总约165万字，诚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同时也是与春树同志个人的主观努力和总揽全局密不可分的。

　　为表彰修志成绩，弘扬修志工作者的奉献精神，1992年，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授予我们县志办为“江苏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然而在表彰先进个人上报材料时，春树同志却站得远远的，主动把名额让给了其他同志。

　　当年，志稿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要由我们办公室进行校对。我们前后校对了六次，方才向出版社签字同意付印。

　　我记得在进行三校时，春树、沈群和我等人一起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花了七八天时间才把第三校校完。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南京热成了火炉子，酷暑难熬。一天晚上，我们在喝了几杯老酒过后，方才到房间里憩息。春树和我同宿在一间空调房间里，临睡前他抽烟，半夜醒来时他又抽烟。“啃、啃”，边抽烟边打闷枪（腔）。他还把我叫醒，同他一起抽烟，闲扯一些他的有关情况。

　　他说，他原在内蒙多年搞新闻工作。到牧区和牧民那里采访，经常要骑马驰骋。有时候信马由缰，置身在广阔美丽的草原上，那种自由奔放的豪情每每油然而生，而那创作的灵感和冲动也往往会突然在脑际间闪出；有时候看到羊羔跪乳，母马舐犊，也往往会联想到远在乡关的妻子和两个幼子。那时候，他爱人在宝应乡村一个供销合作社当职工，不仅要忙于工作，还要带好两个孩子，真难啊！时间一长，他爱人被累出病来。当时农村供销社生意好，人头上接钱。供销社“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请了病假，也很难离开岗位。她多次在信上向他诉说，令他柔肠百转，硬着头皮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乡工作。由于他的笔头较快，新闻稿命中率较高，领导不肯放，建议他把老婆孩子一起带到草原上安家，条件从优。后来家人以探亲的名义到内蒙住了个把月试试，因为他们实在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环境和生活习惯，那里的领导方才十分勉强地让他回乡。

　　回来以后，他又常常眷恋草原，总觉得，在蒙古包里，和牧民坐在一起喝奶茶，吃手抓羊肉，非常惬意。唉，人就是怪。我说：“仇公，你傻呀，当初，你要是留在草原，当个套马杆的汉子，找个蒙古族的姑娘当老婆，养两个虎儿，夫妻双双‘挥动鞭儿响四方’，那才叫惬意呢！”他听了，“啃啃哈哈”笑个不停。

　　他还告诉我说，他爱人的健康一直欠佳。这是与他多年在外，对她缺少关照有关，他要加倍补偿她，多尊重，多体贴，多温馨，让她早日恢复健康。他平时节衣缩食，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爱人和孩子。这是诸多同事都知道的事。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春树同志的彻夜长谈，使我加深了对他为人的认识和尊重。他不仅是一位好同志，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他和我虽然同住在一座县城里，但居住地相距较远。退休以后，虽然交往少了，但感情没有变，还如往常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一天，他夫妇俩在老宝中大门口西侧，荷花池边，偶然见到了我。他习惯地从西装的插手口袋里掏出两支香烟，一支敬我，一支留在他手上，打火点燃，笑道：“这是喜烟，一定要抽！”说他们俩刚从苏州老二家回来，二媳妇怀的是双胞胎，生了两个带把的。“杨公呀，有子不为贫，有子不为贫啦！”我说：“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要请我喝酒。”“好，一定！”他俩满面春风，边说边笑，笑得非常开心。

　　说到喝酒，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还真的喝过不少次酒。记得我们第一次碰杯，是在他的家里，机关大院宿舍二楼的一个套间里。那天晚上，他特地请县委办的小姚同志做了几个菜。当我坐定后，他不慌不忙地从五斗橱里摸出一瓶剑南春来招待我。他坐到我的对面，和我边抽烟，边浅斟慢饮，他爱人坐到他的身边，向我劝酒说，你要多吃菜，光喝酒不吃菜，是会伤胃的。更不要像我家老仇那样，有时候喝得迷糊迷糊的，叫人担心，云云。仇分听了也不生气，反而笑着照样边抽烟边喝酒。

　　这次偶遇以后，我们好像就再也未见过面。回想起来，当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像过去一样，身体胖胖的，富态，走路还是那个老样子，有点外八字，说话笑模笑样的，一点没变，而右手指间还照样夹着一支香烟。

　　他的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且春随人意。如今他和老伴正是享受天伦之乐、享受甜美生活的时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竟然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撒手人寰，溘然长逝了，令人仰天长叹。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春树这个名字也许出于此典。愿春树常青！

　　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