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旦、张习，是兄弟俩，同为进士出身，曾同在山西一带督饷。张旦，字子明，在家排行老三，最小，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以户部郎中督饷大同。张习，字子翀，是张旦的二哥，但中进士稍晚，嘉靖二十年，也以户部郎中督饷宣府，大同、宣府两镇相望，人们称之为“北门双钥”。张习执法严格，宣府距京师不到三百里，一些巨商豪贾，持权贵书信来，谋取非法利益，张习坚决制止，所以边饷顿充。正好有个领军把总有罪，张习不肯纵容，于是被人中伤，贬为解州知州。张习说：“亲民官，我素志也。今获遂矣。”到任后即问民之疾苦，平徭役，理积案，可惜不到一年，卒于官。张旦呢？督饷大同时，适逢边兵因粮饷匮乏，鼓噪闹事，随时可能发生兵变。张旦立即上疏，陈述边兵之困苦，提出解决办法。疏入，诏户部立即调拨一个月军粮，额外加刍豆若干，平息了一场危机。皇上称赞他“能干”，赐白金数彩绮。离任时，按照老规矩，可以支付上千两白银整治行装，还有个名目叫“无碍银”，张旦不受。他为官三十年，从来不肯逢迎干进。严嵩当政，张旦为其门下士，但没有登过门，通过路子，所以也上不去，即升了也是“偏远瘴疠之乡”。后升至云南兵备道，再至四川左参政，俭约一如寒士。张旦与他老兄一样，也痛恨贪官污吏，但处理方法不同。“见贪墨吏辄詈之，乐与改善，不喜以刻覈要名”。就是教育严，处理宽，希望他们尽可能改正。所以属吏畏威怀德，上下肃然。过世时，家无余储，海内颂为清白。 朱日藩，字子价，号射陂，学者称射陂先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初授浙江乌程知县，剔蠹释滞，民不病赋，以廉勤称。擢南京刑部主事，转兵部车驾司员外、礼部主客司郎中、国家典制礼部郎中，例授提学。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宝应因无城郭，焚掠既尽。时兴化李春芳当政，考虑朱日藩家贫，遂擢江西九江知府。因为景王赐第于九江，土木工程建设规模几十万，估计羡余好几万。朱日藩不高兴，说：“兴化岂知我哉？射陂子尚忧贫也。”他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李春芳看来还不了解我。但对工程抓得很紧，景王府第建成后，所有结余全部归于九江府，作为公款，以备水旱灾害。李春芳听到这事也很后悔。 刘永澄，字静之，性廉洁孤介，攻苦问学，动以贤圣为期。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因为身体较弱，不耐吏事，改授顺天府学教授，升国子监学正。不久告病归。在职时，虽官居闲曹，但讨论历朝典章制度、名臣言行、职事掌故、地理形势，乃至兵马钱粮之数，皆能得其要领。时顾宪成讲学东林，永澄从之游。座主李廷机为礼部尚书奉诏条弭灾数事，永澄规以要开言路。大学士沈鲤很器重永澄，多次咨询时事。因引狄仁杰处张昌宗、张九龄处李林甫故事，明君子决小人之道。权奸闻而恶之。永澄谨言遵礼，人尊为“淮南夫子”。居母丧时，独处于外。督漕侍郎李三才，为人正派，但性格豪侈，陈设铺张，听说刘永澄来，马上就撤换了，其见惮如此。福清叶向高执政，富平孙丕扬掌铨部，将以永澄擢文选，他让于通州范凤翼，后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未到任，卒，年三十六。一时名士文震孟为之状，高攀龙志其墓，刘宗周著《淮南赋》吊之，还向朝廷请示，赠谥号，私诔其为“贞修”。 除了进士，举人和贡士中的部分人也可以踏上仕途，只是要看机会、碰运气，而且所安排的多为低层教职、僚属。我根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一选举三，做了个统计，明代从洪武朝到崇祯朝，宝应县出举人155人（中进士者除外），用112人，应该说这一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占72%。其中做到知州的仅一人，知县17人，训导、州教授、州学正、教谕46人。其中很有一些出色人才。 朱讷，字存仁，号补斋。幼而哲灵，十岁能诗，父亲朱瓘想让他学做生意，他不愿意，父亲提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能日记千言，乃使历试之。”果然，乃使读书，年十六，补县学廪生。成化十三年（1477）举于乡，六上春官不第，读书南国子监。就选得浙江鄞县。当时即有日本商人来做生意，守臣认为他们不能久留于鄞，要有司派人将海船拖走，这些日商拿出兵器，鼓噪而出，杀死纤夫数人。朱讷单骑入其驻地，通过翻译向其提出警告，言明利害，要求三日之内须将船舶移走，并严惩杀人者。倭惧，一切照办，并出钱修治钱塘七堰。鄞县在浙江称最，有巨室，家中有人居要津，善作威凌有司，家中僮奴上百，恣意妄为，贻害乡里，当官的不敢过问，还要曲意逢迎。朱讷不理这一套，惩治豪奴，依法办理，巨室大为愤怒，把朱讷调到湖广长阳县，这是一个偏僻穷县，而朱讷不以为意。小县无事，益肆力于诗。有时持牒勘事施州，过峡中，以为奇绝，说：“非调何由涉此。”荣王就国，用蜀舟万艘，有司千方百计才得百艘，朱讷问左右：夜里刮什么风？回答：东南风。他马上下令赶往巴陵，三天把万艘船集齐。长阳、施州都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曾经深入其地，消解互相之间积年仇杀。巡抚、都御史以下，皆奇其才，加之鄞县巨室致仕，他为官的地方都交口荐之，改官江陵县。江陵县一向以丁夫车马为大费，朱讷经过调查考察，深知其弊，穷诘主办者，实际每年所费无几。因为丁母忧，遂不仕。 周密，字邦慎，号松谷。由景泰四年（1454）例监，四任县令，所至清谨，去辄见思。《山东通志》载其知平原时有锄奸恶、植善良、兴礼教、除弊政、修筑城池诸政绩。后以济宁州牧致仕。《宝应耆旧传·周松谷先生传》收《村居寄朱江陵诗》《寄朱江陵诗》两首，可推知他与朱讷当于后先为县令。 王思贤，字霖佐。先世陕西长安人，祖父以盐?移扬州，父始迁宝应。县学生，隆庆四年（1570）举于乡，授高州推官。高州西连广西，南濒海湾，北接峻岭，多系荒芜之地，浮食流民相聚劫掠，思贤到任后，访查清楚，一举铲平，全州大惊。在处理过程中，威惠兼行，无所苛枉，民大悦。他任职理刑，对百姓疾苦十分在意，巡按、御史委行部会，某知县因征粮用刑急，他当面义正辞严地进行谴责。有一囚犯判了死刑，不服，已关了三十年,王思贤察其冤情，白大吏，予以平反，因此狱无冤民。高州所属化州知州因入觐行，数千人集于分守街道，要求推官王思贤摄州县，经请示诸大吏，都说“行”。于是公临时代理州事。化州多窃盗，民不安枕，而每次捕盗，又牵连无辜，桁枥桎梏，相属于途。思贤法惩首恶，株连尽释之，盗靖讼息，民乃安。同时修葺孔子庙，督促诸生学习，化州人士大兴于学。对历来成为老百姓沉重负担的劳役、费用进行清理，民费大省，而故额充足。是年遇灾荒，他带头捐俸赈粥，又劝富民输助，民赖以活者数十万。后来，他曾再次摄化州，治行如初；又摄茂名县，德政如摄化州。总督、都御史交荐于朝。任高州五年，考绩注上上考。但提学副使某，诬公以现任官立碑，左迁广西按察司知事。高州人不答应了。集体上访大吏保公，不行，就商量封城门不让他出城。正好有上官夜出，思贤易服杂出。天亮，老百姓知道了，在大路上号泣送公，公亦泣。赴任广西，未几，卒。 还有个许肇，嘉庆年间贡士，为常宁令。常宁是衡州属邑，民风剽悍，讼事繁杂，号称难治。许肇说：“邑无剧易，视令为剧易。”事在人为。虽然后世没有留下许肇多少治迹，但当时人便称他为循吏，常宁人至今俎豆之。明代宝应由举人、贡士入仕者多为穷乡僻壤，而又多有政绩，大概“邑无剧易，视令为剧易”，是其共识。 当然，也有例外。郑礼，字仲礼，十五饩于庠。永乐四年，贡入礼部，文皇帝亲试其文，以为优，擢为工部主事。宣德间改户部，升郎中，监兑苏松常三府漕银。这可是肥差。郑礼不然，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每岁起运南北京白粮九万四千有零，兑军粮一百三万有零，百官俸粮在京各衙门七万有零，南京各衙门一十九万有零，派令起运两京交纳其加耗船脚等项，又于正米外加收五六斗以备拨付。郑礼监兑时，尽除加耗等杂费，又清理拨运积规，三府之民德之。还有三府粮长，私下以八百金为之寿，被他叱去。廉能为人称道，在户部九年，考核为上上。 草野多卓荦高蹈之隐士 在封建社会，通过读书走上仕途的毕竟是少数。以明代宝应为例，举人尚且有近30%未仕，贡士更多，大批秀才还有连秀才资格都没有的读书人只能蛰居乡间。而恰恰是他们，以自己的学行影响着一地的民风习俗。 从元末开始，宝应就活跃着一批高人。郑逵，字佚为，元末大儒。自遂昌迁吴，居阊门专诸巷，读书乐道，高隐不仕。至正元年，张士诚据平江即苏州，再三请之出山，不肯答应，准备动兵劫持他，不得已逃到宝应湖西。他的次子郑得，字彦明，与宋濂、刘基交善。听说朱元璋欲屠苏州，连忙给宋、刘二公送书，使苏州百姓免于一劫。后宋濂向朝廷推荐郑得做了高州知州。郑得著《公余堂稿》，散佚无存，只剩《致宋学士诗》一首，云：“一畦禾稼一床书，晴检芸编雨荷锄。却笑农人偏识字，悠然吾自爱吾庐”。很形象地反映了隐居生活。大概元末宝应一带还是比较安定的，来此隐居的当不在少数。郑得的三儿子名利，字仲利，生秉异质，读书一目十行，邑诸生。因为靖难兵起，不愿出仕，隐居湖滨。著《遣怀诗》数卷。他在《寄友诗》中写道：“忆昔别离日，扬花落锦堂。转眼秋风生，梧叶飘井旁。蟋蟀吟阶砌，玉露沾衣裳。韶华不待汝，转瞬驰电光。及时须努力，何为恋故乡？”从诗中可以略窥其内心，想用世而不得其时。不然就不可能有劝友人“韶华不待汝”“及时须努力”之句了。郑利的儿子郑士贤，继父志，能诗。《书怀诗》云：“潇潇风雨历春余，湖上诛茅自结庐。高卧烟霞非石隐，近愁天地不皇初。一只鹪鸟营还未，千里龙媒叹所如。细检奚囊书带草，频年赠答有樵渔。”可谓是能承其父、祖之风者也。 朱瓘一家几代隐士。元朝末年，兵荒马乱，其曾祖父八三公率众迁徙到宝应湖西，依之者说：生世大难逢朱翁。并把他们定居的村庄叫做朱翁村。其祖彦明，能复故业。其父讳益，修德检行，乡人号之“坦履先生”。朱瓘，字楚琦，号琴鹤。为人英敏豪迈。儿时，正在庭院中读书，高昭路过朱家，见他诵且不辍，便开玩笑说：“鸡鸣难比凤”，朱瓘立即应答：“鱼化即成龙。”高昭大为欣赏。稍长，即受业于高昭之门。博学，尤长于《尚书》《周礼》，凡经史诸子，暨稗官小说，都能得其要领。诗学唐人，书工行草。少年时也曾经试图走科举之路，但偶一不利，辄弃去。他说：“科目选举，可以网罗功名之士，不可召致高蹈之儒，君子不为也。”从此，尚志养晦，与范思华、徐彦明为友。范，嫉恶如仇，人所畏之；徐，任侠使气，目空一切。三人想到哪里，总有人提前为之准备。市肆有一高楼，他们一去，其他人就散了，不敢随便喧哗。后来，又与施琳、周安为文字交。景泰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代宗即位那一段，诏举贤良。知县王璟、巡抚都御史王竑，极力推荐他。他推辞说：“青黄木之灾也。令如贤侯，不欲吾为太平民耶？”因为不能勉强他，夺其志，王公要知县送些粟帛去，也谢绝了。到了天顺末，就是英宗再次夺回皇位后，诏纂修实录，有司持币登门拜访请教，几乎是强制性把他请去，定凡例，谨书法，一时纪载笔削之严，皆出其手。《实录》成，授以官，不受。扬州知府某公聘修府志，志成，知府赠礼很丰厚，他说：“公举也，胡为受？”把送礼的人坚决地打发走了。从朱瓘的一生看，他还是有志于用世的，从“化鱼即成龙”的对句，长于《尚书》《周礼》的学术意趣，可以看出这一点，从纂修《实录》《府志》过程中对史志的熟悉，也可看出这一点。但他对科举制度不满，认为这是束缚人的才智的。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者甚为不屑。他喜好弹琴，畜有双鹤，建了一座亭子曰“驯鹤亭”，学者称之为“琴鹤先生”。每次上街，喜欢戴一顶大斗笠，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圆笠先生”。著有《驯鹤亭集》。 朱应辰，字拱之，一字振之，号淮海。朱讷次子，与其兄朱应登一母同胞，才名相埒。时人喻之云间二陆。朱应辰从小就很聪明，差不多能说话时就识字读书算数，九岁能文。但时运不佳，十应南都试，不获售。嘉靖十年（1531）岁贡。遂隐居不仕，说：“丈夫得志则鹏骞龙举，不得志则泥蟠而已。使已选调入官，望尘雅拜，仆仆奔走，我不为也。”他有个朋友蒋山卿，在他刚为贡生时，即对他说过：“干霄之木，必中明堂之任，与其枉焉，不若全于山也。盈尺之璧，必中宗庙之器，与其枉焉，不若完于璞也。”应辰认为“蒋子其知我哉！”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不仕的决心。当时天下名士如吕柟、费宏、杨一清、李梦阳都与之交善，且重惜其才。他与蔡羽、文征明、王宠、汤珍，尤称莫逆，这几个人都是吴门才子，行事风格也差不多。文征明曾不无可惜地说：“淮海文学左氏，诗学魏晋。其为人慷慨，视义所在，千金不惜。诚特达有为之士也。卒不得一售以死。”应辰晚年筑逍遥馆于广洋湖以老，所著有《逍遥馆集》。其《铜雀台诗》能见其志。诗云：漳河风日寒阴阴，青山不改河流深，行人过此一回首，望见高台云汉侵。当时歌舞欢娱处，宛转仙风动琼处，粉黛娥眉动晓妆，一片愁云锁春住。雄心老未休，霸业横九州，谁知百年后，只在此台游。西陵罗绮同云散，斜日繐纬飘井干，麝脑多年不复香，金莲贴地无人见。寒云蔓草总荒凉，千载令人空断肠，可惜繁华无一梦，何人却笑楚襄王。 郑晖，字光吉。敦信好义，不乐仕进。教弟读书，廪于庠。子郑廉，字介卿，邑诸生，博学工诗，虽然很受朱嘉会等名人赏识，但科场不利，赍志以殁。传《行路难》一首。诗云：“行路难，难莫比。人间高险莫如山，蚕丛剑阁峻难攀；人间下险莫如水，瞿塘滟滪深无底。山之险兮梯可登，水之险兮舟可乘。谁识人心险于山，凌空驾石云霄间；谁识人心险于水，骇浪惊涛平地起。君不见，酒杯论交吐肺肝，利害转眼忘相识，昨日指天结誓盟，今朝推井扔下石，英雄贫贱识者希，世态炎凉情罔极。噫吁，莫高匪山，山有时圮；莫深匪水，水有时忌；行路难，难莫比！”一首诗道尽了世道人心之险恶，非历尽艰险、看破世事者不能为此。由此亦可见，许多隐于世者亦不得已而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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