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宝应人物论稿

　　值得研究的“宝应现象”

　　综上所述，明代宝应出人甚夥，从洪武到崇祯十六朝几乎没有断档，即便如光宗朝仅一年不到，1620年8月至12月，尚拔贡士二人。在文学、书画、医术等领域都有标志性人物，甚至可称顶尖人物。同时，每一类人物并非孤立地出现，都有深厚的基础，或可谓之肥沃的土壤。因此，似乎可以称为“宝应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地理环境、历史根源、现实背景，都颇有值得研究之处。我在这里侧重想对一些典型人物的成才，一些士族的延续，以及一地风气的形成，作些剖析，以便从中寻找规律。

　　从个人成才看，朱日藩可以称作是一个典型。本文在一、三两段分别介绍了他在仕途廉洁方面的表现和在书法上的成就。实质上这是一个在学行兼优、才艺多能、比较全面的人物。《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之四十七人物二，在扼要介绍了日藩生平、宦迹后，写道：“日藩少喜读道书，手录《参同契》，长复读浮屠氏经《楞严》《法华》，诸书俱有注，及年四十，大悟前非，与罗文恭洪先讲修身立命之学，“六经”之书，重经手录，各为纂注，深得先儒不传之秘。先是为诸生时，梦至一室中，有“独领春风一座先”之句，后诣白鹿洞书院，两庑所悬，即前所梦之句，寻卒。”这段话很有意思，细细品味，一是日藩读书很认真，无论是对道、释、儒的经典，不读则已，读必手录、纂注，这是学攀高峰的不二法门，其于文学创作、书法亦必如是；二是日藩的学术旨趣，或其信仰，是由道而释，最终归儒，这是自己在弄懂弄通基础上的坚定抉择，在明清两代，扬州一地学者对道、释二氏大多持排斥态度，其原因即在于此；三是学诗、学文痴迷者，每有得佳句于梦境中者，《东坡志林》中多有记述，而佳句与古人暗合或与时哲巧合者亦不足奇，传播者每以神话言之，不足为信。日藩的成才，离不开家教、交游和自身努力三条。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话说：“朱日藩，字子价，宝应人。应登子。幼博学工诗，父执李梦阳、顾璘见之，称赏不已。”知浙江乌程县，“大司李刘麟免归，结社岘山，日藩从之游，幅巾啸咏，人不知其为邑宰也”；历南京刑兵二部主事，“留都事简，闭户读书，词翰倾海内。”

　　由朱日藩推及其家族。本文涉及到朱日藩、朱讷、朱瓘、朱应辰、朱应登、朱应祯等，时间由元末明初直到明末清初。为便于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试将有直接关系者条述如下。

　　第一代：八三公朱某，始迁宝应湖西，即以儒传；

　　第二代：朱彦明，归复故业，宗支重振；

　　第三代：朱益，躬稼耽书，修德俭行，不求闻达，号坦履先生；

　　第四代：朱瓘，号琴鹤先生、圆笠先生；

　　第五代：朱讷，号补斋；

　　第六代：朱应登，号凌溪先生；（朱应辰、朱应祯、朱应祥）

　　第七代：朱日藩，号射陂先生；

　　第八代：朱方中，号雪楼先生，著《镜心楼稿》，入《广陵十先生传》；

　　第九代：朱纳夏，号平津先生，以明经终；朱肆夏，号晏材先生，以诸生终；

　　第十代：朱尔远，号默庵，以诸生终，举乡饮大宾十七次；

　　第十一代：朱克生，号秋厓先生，著《明代宝应人物志》。

　　这一家族在科举仕途上固有可道之处，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教育方式，朱瓘曾有志于用世，但一试不中辄去，也不愿意接受举荐。他对儿子朱讷，先想让他经商，看他不愿意，且是块读书料子，便让他读书。这一家族比较重视家庭教育，可能与朱瓘续弦张孺人有关，《宝应朱氏家乘》卷之二《传善录》载《明故处士朱公夫妇墓志铭》云，朱瓘处士“配郑郎中女，先卒。孺人张，其继娶者，赋性柔静，及笄归处士。恒以不及事舅姑为恨，言及流涕。处士卒时，遗孤讷、诜皆未成年。孺人孀居三十八年，和辑内外，慈而有礼。尝指其子讷泣而言曰：‘未亡人所以忍死而待汝者，正以汝朱氏父祖皆业儒，不幸蚤世。古者谓善人之报不于其躬于其后，意者其存汝乎？汝无堕先人之业，吾闭目矣。’讷用是感激，致有今日。方其初授官于鄞，孺人就养，至暮辄叩讷所治官事，讷历历为道之。孺人喜见于眉睫曰：‘平易近民，汝不闻此语邪？’讷用是警惕，所以教讷者类如此。应登举进士有名，孺人且喜且悲，以为趾美联芳，实自兹始，此汝祖父志也，而今惜乎不见矣。君子以孺人为善教。子男二，长即讷，娶范氏；次诜，娶冀氏、唐氏。孙男子（此疑为七），应修、应贤、应辰、应儒、应秘、应奎，其一即应登；孙女四，皆适良族。曾孙男三，尚幼。呜呼！《易》以家道肃，本于父母之严；《诗》以风化行，本于夫妇之始。况乎世业儒术，卒成其家，则处士孺人所以贻厥孙谋而昌大其后，明效大验，皆可书也。”可以说张孺人大力促成并目睹了家族的几世其昌。由于张孺人之言传身教，这个家族不排斥女子教育。《明代宝应人物志·郑节妇朱氏传》讲，朱讷这一支，两个儿子：应登、应辰。两个女儿：应祯、应祥，“一时父子兄弟姊妹，俱擅词翰，当世比之兰台班氏。”当应祯、应祥尚幼时，常常卜灯花玩。一日卜灯蕊外圆内虚，应祥说：“明日有馈父者，其竹器乎？”应祯说：“外圆而纹，必织竹以成器者。”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人送竹火炉来。朱讷将要做官，文书未下，占卦问吉凶，应祥卜之，告诉母亲说：父亲大约是得一字县。应祯则说：浙东浙西。果然是浙江鄞县。我认为，这是闺阁的智力游戏，不当以迷信视之。

　　朱氏家族，还有一可贵之处，坚持好学深思的传统，不一定固守父祖的学术观点。《宝应耆旧传·朱秋厓先生传》附了《汪苕文秋厓集序》。秋厓先生，名克生，字国祯，国子监生。为朱氏第十一代，朱日藩的玄孙。《汪序》讲：“国祯先世按使公升之（应登），与其子太守公子价（日藩），先后已能诗知名。然按使公当李何（李梦阳，何景明）盛行之日，能与之同调，故数为献吉（李梦阳）所推许。而太守公轻俊自喜，虽交于王元美（王世贞）而不相附丽，期自成一家之学，以倡于吴楚，盖其父子间流派迥别如此。及国祯起而继之，务调剂两公所得以进，几于唐宋诸名家，可谓有志之士矣。”“与吾乡钱受之（谦益）先生论次明诗，于按使公父子尚不能无微词，而独推许国祯之作。盖先生曾一至宝应，国祯从邑子后徒步进谒，先生固已异之矣。又上书数千言，具述汉魏以来作者之旨，以与先生辩。文采粲然，先生读之大惊，顾视其座上客，叹曰：异日能讥弹吾文章者，必是子也。”从这里，我们大体可以得知朱氏之学以及其交游之一二了。

　　其实，宝应类似朱氏的士族还有不少，而且各自形成各自的门风、家风。门风、家风又会聚形成宝应一地之民风。如《郑氏家乘》的《家训》曰：“吾郑传家，曰耕曰读。然耕，非仅谋家食也，须耕吾身方寸之田，则根苗不坏。读，非徒矜淹治也，须读圣贤明性之书，则匪僻不生。不然，本之则无，究与愚农、妄学者等。”这段话不知是郑氏祖先何时立下的，显然与宋、明理学有关。它要求子孙，无论是耕、是读，都要修身立德，明心见性。这可能是许多大家族共同的准则，与儒家强调的达则兼济天下，处则独善其身的要求相一致。明代宝应入仕者，多有任御史的，能不畏权奸；任亲民官的，能廉洁自守，这都与门风、民风有关。一地民风的形成与主政者关系密切。《康熙宝应县志》中记载了一些知宝应县者的事迹，多为兴利除弊、纾解民困者，其人格魅力对民众很有影响。如闻人诠，余姚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宝应知县后，会天旱漕渠水涸，督漕都御史闭闸洞令甚严，诠不奉命，说：“民命是甦，虽获罪何害？”旱遂不为灾。为解决湖患，又力主开宝应越河，民甚德之。诠少游阳明先生门。督学南畿，与诸生讲学，以劾吏部尚书汪鋐，廷杖削籍终于家。邓继会，进士，因直言由兵科给事中左迁为县丞，又几番曲折，嘉靖十二年补宝应，风裁英赫，不畏强御，吏事精敏，案无滞牍。使客来往，一切供应率裁其半，无敢绎骚者。虽在任仅数月，留给老百姓的印象很深刻。岳东升，举人，嘉靖二十七年任宝应知县，每晨起坐堂，剖决如流，午后公庭闲寂，辄端坐吟诗。吏人无事可白。然综覈振励，严明有威，人肃然惮之。李瓒，由举人治宝应三年。因数遭水灾，不愿急催科，说：“愿以一身当之。”于是被贬。忻然归田里，留一诗志别。既去之二十四年，邑人思之不置，建祠北郭。李涞，治宝邑七年，擢户科给事中，论大学士张居正不宜墨衰充大婚副使，祸且不测，犹陈言宝应水利五事。韩介，县志称其“塞便益门，开迎秀门，邑科名遂盛”。耿随龙，万历十四年进士，授宝应知县。到任后察民所最患苦者，曰里长，曰厫头，曰坊长者，尽罢归农，民困大苏。过去河工采办物料，都令富民充之，曰耆民，多赔累。随龙悉令官办，民得无扰。其他如革官农、灯夫等诸善政，民皆以为便，请于督府，勒石著为令。贡士刘梦夏，家贫无子，随龙说：“善人怎么能没有后呢？”为他娶妻。又专门整治了一个小区，安排一些贫困的贡生、生员居住，年满三十不能婚嫁的，给以赀。大概有四十人受益。冬天，则访问老而贫者，有二百多人，每天供给一升米；对安平驿充徒者，岁给银十两，还为之治棉衣，凡治宝邑五年，日以除民不便为事，民皆被其泽。后来这些县官大都进了宝应祀典。他们对于民风的影响无疑是大的。

　　刘宝楠《宝应祀典纪略云》：“夫名宦、乡贤之祀，由士大夫具牒，历县、府及诸大吏，已达于朝，非有力者不能举报。又在学宫重地，春秋时祀，仅一启门，祭毕人散，终岁扃闭。士民虽欲具肴醊、洁豆尊，输麦饭之忠，效瓣香之敬，而跂足桥门，遥瞻庙貌，宫墙万仞，攀仰靡从。是以各郡县多会祠祀其守令及其乡先生之贤者，而郡邑贤大夫亦乐与士民厪先哲之去思，仰先正之遗规，藉以存养风化，惇后人伦。”可见，目的很明确，“存养风化，惇后人伦”。根据他的议案：拟仿江宁、杭州祠祀例，以汉二烈士祠之东偏改建祠室，中为崇报祠，祀大吏；左为遗爱祠，祀令长；右为先正祠，祀乡先生。并逐一提了名单。崇报祠19人；遗爱祠24人，其中明代17人；先正祠54人，其中明代29人。朱毓贤撰《□□□□烈士祠并祀邑名宦二十四公碑记》云：“祀二烈士，崇德也；祀诸名宦，报功也。”“将见生斯土者过二烈士祠，莫不愤然兴曰：‘二烈士距今千余载，邑子犹追念耆旧若是，吾辈当黾勉于仁义忠信而为善士也。’官斯土者见诸名宦位，莫不勃然起曰:‘莫公距今数百载，后民犹不忘若是，吾辈当汲汲为民兴利除弊而为良吏也。’一邑之中，上皆良吏，下皆善士。其景象为何如？而皆以一祠启之，然则此举之有裨于风教，岂浅鲜哉?”

　　笔者举清代宝应建祠祀名宦与乡贤，意在说明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影响，也间接推知当其时人们的感受。当然，影响民风，最重要的还是抓现实的教育。郑䌽虽只中南畿乡试副车，但引以自豪的是举乡饮宾27次。朱尔远，即朱克生之父，举乡饮大宾17次。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乡饮宾。乡饮是古代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贤的宴乐活动。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动。乡饮宾又有“大宾”（亦称正宾）、“僎宾”“介宾”“三宾”“众宾”等名号，统称“乡饮宾”，其中“大宾”档次最高，由皇帝亲命授予。这种制度始于周，秦汉以后，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道光二十三年，朝廷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才下令废止。乡饮礼实行时，凡被推举为乡饮宾者，实际上就是被当作道德标杆树立起来，对本人、对家族、对乡邻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优良的民风如何得以代代相传呢？言传身教，固然重要，而典籍资料也不可轻忽。《宝应耆旧传》王晓序云：“人之可传者二：曰文，曰行。吾谓文传易，行传难。汉魏以前，用选举，重其行也。唐宋以后，用科目，据其文也。古人先行而后文，后人则因文以征行。入科目则传，不入科目而有著述则亦传，故曰易。至于孝友睦姻不书于上，乡举里选不行于下，当其时，能见闻而艳道之，数十年间尚可询诸父老，自是以降，代愈远则迹愈湮。曾、玄以后之人谈高、曾以上之事，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辗转流传，是非失实，故曰难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范士龄从大量的史志资料、诗文别集、碑版家乘，以及民间传闻中，收集整理而成《宝应耆旧传》，八易寒暑，罗网放佚，表微阐幽，事必征诸实，言必刊其肤。这才使后人对宝应人物的了解更加丰富、丰满起来，真是功不可没。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朱克生《明代宝应人物志》，《扬州文库》第57册；

　　范士龄《宝应耆旧传》，《扬州文库》第57册；

　　刘宝楠《宝应人物列传》，《扬州文库》第57册；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扬州文库》第5、6册；

　　《康熙宝应县志》，《扬州文库》第24册；

　　《宝应朱氏家乘》，《扬州文库》第6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