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明：我的从艺录

　　我的从艺录

　　文/孔繁明

　　一

　　1968年2月，我出生在扬州宝应县小官庄镇沙河村。虽时逢“文革”初期，但文化在我们村里并没有被“大革命”，有文化的人仍旧得到村民的普遍尊重，学历高的年轻人不是做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就是当了村小的老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城里来的年轻人中，文化水平高一些的也做了村小的老师，没有一个人被安排去做农活。在别的村子里参加宣教工作的姑姑请县城下放劳动的一位画家画了几幅画，在村里做支书的父亲就把这些画挂在了家里堂屋的房樑上，来过我家的人都说这些画画得好，幼小的我也常常去看那些画，喜欢！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些画在白纸上的松树、仙鹤、荷花叫国画。我大学毕业后才从姑姑那里知道县城的那位画家叫王石秋。

　　父亲原先也是喜欢画画的，曾和他的一位同学去考过美术专业学校，同学考上了，父亲没考上，等他复读想再考，高考却又被取消了。父亲的那位同学学成之后，在油画纸上为他画了一幅油画肖像，父亲给这幅画配了简单的画框挂在卧室里。从我记事开始，家人就指着那幅油画告诉我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现在想来，作为一个农村家庭，当时就在自家草房里挂着国画和油画的真迹，实在是难得的。父亲后来做了镇村一级的干部，许多时间都很忙，从来没有教过我画画，甚至很少顾及孩子们的教育。

　　二

　　我6岁的时候到本村的小学校直接上小学，报名的时候还没有置办好书包。老师教写的第一句文字是“毛主席万岁！”。学校里几乎不上美术课，即便上，也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几个美术字。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学习画画的，但老师不教，所以我没有画过像现在孩子一样的儿童画，小学美术课上唯一的一次画画是因为语文老师有事，别的班的老师给我们代了一课，那节课上他在黑板上画了一辆吉普车，让我们照着画。

　　小学时因为写出的一个近义词与其他的同学不同，得到了语文老师的大力表扬，这使我对语文产生了兴趣。

　　初中一年级是在邻村的初中上的，在一节生物课上我照着教科书上的插图，画了一幅老虎，被老师发现了，他夸我画得好，这次表扬使我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是我的姑父。后来，我便迷上了画画，照着小人书上的画用铅笔或圆珠笔临摹。喜欢画古装美女，画好了贴在家里的墙上，家里来了客人便会问这些画是画的吗？是谁画的？总要把我夸上一番！后来又开始用毛笔画电影杂志上的美女，画好了贴在家后面河堤的大树上，给路人看。

　　初中二年级时，我转学到镇中学，与在供销社工作的舅舅和在乡政府工作的父亲住在一起。那时我在外婆家读到了舅舅订的《名作欣赏》和《人民文学》，在姑父家读到了《上海文学》和《青春》，有一期的《青春》上印着上海画家邱瑞敏的油画，是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孩，一直觉得那个女孩很美，明白了有一种美叫气质美，高中时我曾经用水粉临摹过这幅画，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在网上查到这幅画，知道它叫《烛光曲》。在乡政府，每天都有人往父亲的宿舍里送报纸，那时的报纸副刊不像现在这样不是励志感悟就是风淡云轻，那时可以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东西。我还喜欢把报纸上的画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虽然是黑白的，也如获珍宝，《新华日报》上刊载的冯健亲画的穿旗袍弹琵琶的女人让我觉得非常优雅美丽。

　　镇上有一个小邮局，那里有一些杂志出售，我喜欢到邮局去看书的封面和封底，那上面有美女和名画。买过一、两本《美术》，有吴冠中的水墨画和罗中立的油画，还有好几页的美国画家怀斯的画。吴冠中的是现代水墨画，罗中立刚刚从超级写实转型出来，他俩的画不符合像我这样乡下初中生的审美口味。最喜欢的是怀斯的那幅《克里斯蒂娜》，当时觉得画上的女子好美，穿裙子的女人真美，虽然仅仅是个背影，也不知道那个女子是患小儿麻痹的残疾人。买了好多本《辽宁青年》，主要是因为它的封底上印着名画，后来几年里，封面与封底上刊载的画是否好看？成了我挑选购买杂志的主要依据。初中时在供销社的文具柜台买到的两本书：《素描技法》（马玉如、陈达青编著）和《徐悲鸿一生》（廖静文著）对我影响颇大，前者是我学习素描技法的入门书，在这本书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体绘画；后者让我走进了一位画家的艺术世界与情感世界，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初中仍旧没有美术课。班上有一位同学画的雷锋头像贴在学校橱窗里，大家都说他画得很好，黑板报上还有他画的松树。我觉得自己比他画得好，但没有人知道我画得好。这位同学后来做了本地文化部门的领导。

　　在邮局买了一本《中小学生作文选》，发现世界上还有写得这么好的文章，于是自己学着写。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初中语文老师开始在课堂上读我写的作文，这一读，就一直读到大学。感谢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老师：王守和、陈寿德、苗秾、陶瑞芝。

　　三

　　1984年9月，我到我们县的乡镇中学氾水高中上学，课余时间我开始把铅画纸打湿了临摹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等名家的国画，贴在自家墙上，又得到亲朋好友的一致好评。后来又在自家墙上画壁画，将霍贝玛的《乡间小道》和南师大教授杨云龙的水彩画《岳阳楼》画在我家堂屋的墙上。

　　高一的时候，学校要组建一个兴趣小组，让爱好美术的学生送作品择优录取，结果我没有能够被选入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不过，那个兴趣小组几乎没有活动过。那时我们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大约是百分之十左右，恐怖的是在高考之前还要通过残酷的预考，会有一大半人因为不能通过预考而与高考无缘。那时除了语文，我的其它学科成绩平平，但我上大学的信念是坚定的。

　　高二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的学习，班上的陈志刚同学和我一样爱好美术，他已经能临摹像样的素描人像了。高二下学期我在学校橱窗里看到南通师专的招生简章，知道了学美术还可以上大学，于是决定通过美术这条路上大学，同时不放松文化课的学习，利用别人闲聊和娱乐的时间练习绘画，两条腿走路，作两手准备。这个想法得到了家里人和班主任老师的认可。高二下学期，我开始和陈志刚同学一起进行系统的美术基础训练，因为学校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我们只有依靠自学了。为了安静地画画，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在校外合租了一间房子，春天一到，屋外油菜花和麦子的清香让我们陶醉。我在氾水镇上的新华书店里又买到了一本色彩静物技法书，32开本，薄薄的一册，这几本技法书被我们不知翻看了多少遍，以求能更好地理解运用。有时候，星期天我会到志刚家去写生色彩，他家里人的善良与纯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象，志刚兄也是我艺术道路上结交的好朋友。

　　订阅过《中国美术报》和《诗书画》，感觉前者是美术理论家们的乐园，后者是几个文人的乐园，不是我这样的高中生的乐园，订了一年便不订了，后来这两份报纸都相继停刊。

　　曾经慕名，言辞恳切地写了一封信给县城的一位美术老师，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但没有结果，于是作罢。高三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的著名油画家张华清先生，想了解报考南艺的有关情况，不多日就收到了张先生的亲笔回信，随信还给我寄来了南艺的招生简章，张先生告诉我，考试期间他要到日本去讲学，建议我报考他们学校的大专班。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去报考南京艺术学院，但张先生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那个信封是他用一个旧信封改制的。想不到多年以后，我会应邀站在南艺的讲坛上面对南艺的师生发言。学画的那段时间里，只要听说附近有画画好的人我总要想办法前去拜访求教。在我后来的教师生涯里，凡遇到来向我请教的后学者，我都是有求必应，并且不计报酬，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够谦虚好学，勤奋进取。

　　八十年代，许多大学的美术专业初试要画石膏像，而我们没有石膏像可以用来写生，只好临摹了几张作品，后来在地摊上买到一个小石膏像，于是它成了我们高考前写生的唯一的一个石膏像。

　　1987年春天，我和志刚一起到扬州去参加南通师专的专业初试，考试地点在扬州师范学院，写生石膏头像，好像是陕北青年。考试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按照技法书上的要领去画。应该说，那时志刚的绘画基本功比我强，但他却因为紧张没有通过。这也是我第一次到扬州，考完试后，我和志刚兄妹一起游览了瘦西湖，由于前途未卜，心底未免有些忧郁，虽然后来我多次游览瘦西湖，但那天瘦西湖的妩媚柳色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的。

　　初试通过之后是复试，父亲和我一起去的南通，那时的学校招生考虑得真周到，连考生食宿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在市委党校遇到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宝应老乡张爹爹，老人家很热情，还遇到了几名南通的考生，他们是由一位老师送考的，其中有位叫陈艳娟的考生后来成了我的同班同学。那位老师提出让父亲做模特，我和他的学生们再进行一次写生，算是考前强化训练。我发现他们的排线都挺像回事的，而我学习的教材注重的是线面结合。画完后，他们说我画得最像。复试的内容是年轻男子素描写生和色彩静物写生。因为是师范学校，还得口试，口试是由考官提出一个问题，让考生回答，这让学美术的考生们有点犯难，所以那时我在考官面前的侃侃而谈让旁边的那些考生们颇为惊讶。讲完后，考官让我再到校长室去一下，后来听说口试好的同学才需要再和校长面谈，那天我又和校长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在我们毕业后，那位校长好像做到了副部长。

　　高考预考第一天的下午，父亲给我送来了文化高考通知书，这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再参加残酷的预考了，并且以我的文化成绩，上大学不出意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让还要继续参加预考的同学们很是羡慕，我也一下子感到非常轻松。

　　1987年夏天，我到县城参加全国高考文化考试，当时考场中连我只有7个人，也就是说当时全县通过美术专业考试的只有7个人。除了我，其余的6个考生都是城里的学生，之前我并没与他们见过面，他们是彼此熟悉的画友，并且都是往届生，都得到了专业美术老师的指导，只有我是应届生，自学美术。

　　我以文化分数超过我们学校文化录取分数线108分的成绩考取了南通师专。那年，我的一篇作文参加县中学生作文比赛，成绩是全县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