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文史一百题 刘金城 一问：你为什么写《宝应文史一百题》？这和你以往写的宝应文史有何不同？ 答：这是应宝应政协与《宝应文化月刊》之约而写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更广泛地普及与宣传宝应历史文化，二是为了加强宝应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当然，这不是我以前写的宝应文史简单地重复，应该看成这是我近二十年宝应文史研究的总结，思想与内容都有较大的更新，特别是写进了我近几年来研究宝应文史的最新成果，这就使本书更有新意。 总之，我要通过本书最后能实现我的一个心愿：汪曾祺使高邮艺术化，我要使宝应理论化。我写出的宝应，将是一个智慧的宝应。
二问：宝应文化是什么文化？评价如何？ 答：宝应地处大运河文化带，我们的文化是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又分吴越文化、江淮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我们是大运河中的江淮文化。自古宝应就有：“宝应文章，儒术光耀江淮”的说法。江淮文化又称淮海文化，所以又有“淮海儒宗，安宜三刘”的说法。 江淮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应该认识，这是全国文化划分的大的区域概念。现在我们往往以扬州文化来替代江淮文化，这是概念使用的错误，因为扬州文化与宝应文化同属于江淮文化。在刘宝楠的著作中就很清楚，宝应文化所属是江淮文化而不是扬州文化。 对宝应文化的评价，我说过三句话： （一）宝应不仅是千年古县，而且是全国文化大县。 （二）宝应是小县大文化。 （三）宝应古代文化是一个奇迹。 三问：有人说宝应文化不如周边县市，你如何看？ 答：你们说的周边县市是指高邮、兴化、淮安。这几个县市同宝应一样，文化都很优秀。要说比，我说不可比，各有各的文化优势。宝应的优势在学术。究学术文化而言，全国大概很少县可与宝应比较。扬州大学研究宝应朱氏，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宝应刘氏，用这两个家族与全国最有盛名的家族比较，历史悠久，而且学者辈出如朱氏刘氏的，全国还没有找出第三家。 四问：你对宝应评价这样高，有哪些可以作为标志？ 答：标志之一，宝应有五大文化。宝应文化非常丰富，涵盖了多种文化，我认为突出的有五大文化，它们是良渚文化、大运河文化、墓域文化、儒学文化与文学艺术。宝应的核心文化是学术文化，宝应的理学与经学成就最辉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标志之二，宝应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宝应历史文化名人很多，以明清为盛。宝应历史文化名人有： 1、臧旻：东汉著名军事家、外交家，一带一路先驱。 2、臧洪：汉末群雄之一，三国第一义士。 3、陈琳：建安七子之一，中国散文鼻祖。 4、王敬则：北齐名将，三十六计首提者，世界知名军事学家。 5、陶成：国画大师，明一代国画巨匠。 6、朱应登：名列金陵四大家，明十才子，文学大家。 7、朱曰藩：文学大家，金陵六朝派创建者。 8、王式丹：康熙状元，文学大家，诗文被誉为天下第一。 9、刘台拱：大儒，清一代最精于礼学，名著《论语骈技》影响极大。端临学派创建者。 10、朱彬：经学大师，清注十三经《礼记训纂》作者。 11、刘宝楠：经学大师，清注十三经《论语正义》作者。《论语正义》为国学必读书。 12、王懋竑：理学大家，宋明六百年理学殿军，扬州学派先驱，国学必读书《朱子年谱》作者，宝应学术四巨子之一。 13、朱泽沄：理学大家，宝应学派创建者，扬州学派先驱，宝应学术四巨子之一。 14、成孺：大儒，清著名学者，名著《禹贡班义述》作者。宝应学术四巨子之一。 15、刘岳云：晚清著名学者，学贯中西，巨著《格物中法》为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被称为运用科学眼光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近代第一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先驱。宝应学术四巨子之一。 16、高朗亭：清杰出艺术表演家，京剧艺术奠基人之一。
标志之三：宝应有三个学派。文学有金陵六朝派，学术有宝应学派与端临学派。这是文化辉煌的重要标志。一邑三学派，唯有宝应。 标志之四：宝应出现独有的文化现象。宝应朱刘乔王四大家族，共建明清文化，形成一庞大的文学集团与学术集团。这是宝应独有的文化现象。 标志之五：宝应古代有六人在《辞海》有传，他们是：臧旻、臧洪、陈琳、王敬则、刘宝楠与高朗亭。这超过了周边县市。 五问：宝应建置沿革的情况怎么样？为何称“汉唐古邑”“八宝名区”？又称“寓内名邑”“水乡泽国”？ 答：宝应在周为吴地，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楚为秦并。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始称平安县，属广陵王刘胥广陵国。至隋开皇初为安宜县。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更名为宝应，宋元明清因之，而为军、为州、为府、且仍为县，疆域无大变化。悉踵是名，而无有易者。因县名始于汉，定名宝应于唐，所以宝应古称汉唐古邑。 有人或许要问，宝应古代地域与射阳、东阳、平安都有关，为什么宝应始名平安，而不是射阳与东阳呢？ 这是因为宝应地域虽然与这三县有关，但是后来入境宝应的情况则有不同。平安是全境入宝应，而东阳与射阳是部分入宝应，也就是说，后来的宝应以平安为主要境域，部分地接受了东阳和射阳地域，所以宝应始名平安，而不是射阳与东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的射阳人、东阳人，现在都成为宝应人呢？古代的射阳县与东阳县后来都成为废县，它们的文化资源属于谁，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答案也只有由历史来回答。先说射阳，射阳于晋东迁时被废，北境置山阳（淮安），但也只山阳池之一隅，其他东、西、南境均于唐初时入宝应，特别是射阳县治所也归入宝应。这样射阳人也就成为了宝应人。再说东阳，于南陈时废，宝应得其东北，盱眙得其西南，两县则以云山为界。宝应自秦始，便是东阳属地，而盱眙为义帝所都，楚汉间自有其地。前汉为都尉治所，后汉分东阳属广陵，而盱眙自属下邳。这便是在南陈东阳被废之前，与盱眙无关，而宝应一直与其关联。所以古代东阳人，自是宝应人。关于射阳与淮安的关系，以及东阳与盱眙的关系，历史早就定论，文化资源的归属并无问题。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一九九三年新编《宝应县志》称宝应置县于秦，始名东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毫无文献可据。《辞源》《辞海》俱无此说法。应尽快予以纠正，以免谬误继续流传。 “八宝名区”，出自县署大门左右石坊，“两淮冲邑，八宝名区”。之所以称为“八宝名区”，县志解释为：一是因为唐尼真如献八宝于朝；二是因东汉臧（洪）、陈（容）二烈士出自射阳。 “寓内名邑”，出自明教谕吴绎对宝应历史文化的论述，他说：夫宝应所从来古远矣。邗沟肇于春秋，射阳表于汉，白水塘著于魏晋，邗江平津则又弈于隋唐，宝应固寓内之名邑也。 宝应古来有水乡泽国之称。《宝应名胜纪略》有言：“宝应，泽国也，封于水，啬于山。”《重修宝应县志辨》亦言：“宝应，故泽国，水类名目极多，湖、河、溪、荡、沟、泾、汀、涧，不可悉数。” 据明《隆庆志》记载，宝应有九湖五荡。九湖为：清水湖、氾光湖、洒火湖、津湖、白马湖、广洋湖、射阳湖、博支湖和梁湖；五荡为：黄昏荡、火盆荡、章思荡、关车荡、和蚬墟荡。 射阳湖、白马湖与博支湖（已废堙，今高邮司徒荡、官浆荡一带）是我县最古老的湖，是史前的湖，为泻湖废堙后遗存的湖。 其他湖形成时间，大致为： 东汉三国：津湖、梁湖、山阳池。 宋：氾光湖（由古夹耶储水而成）。 宋元：清水湖、新开湖。 宋元以后：洒火湖。由津湖、氾光湖、新开湖、洒火湖四湖汇一宝应湖。 六问：宝应县志共有几部？它的第一部是怎样写成的？《宝应县志类编》又是怎样一部书？ 答：《宝应县志》建国之前共有七部，它们是：明嘉靖《宝应县志略》、隆庆《宝应县志》、万历《宝应县志》、清康熙《宝应县志》、道光《重修宝应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宝应县志》、二十三年《宝应县志》共七部。建国以后两部，一九九三年版《宝应县志》与二○一七年版《宝应县志》。 在明之前，宝应无县志，因而明之前的历史文化多为散失，所有史料也只散见于各类史籍中。明嘉靖十一年知县闻人铨撰成宝应第一部县志《宝应县志略》。旋奉命入朝，遂废。于十七年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扬瞻观风宝应，求县志，吏上志稿，爰命刊之。
《宝应县志类编》由宝应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一九九一年编纂。它将建国前七部县志分类汇为一部，并收录刘宝楠《宝应图经》、刘中柱《宝应名胜纪略》、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等重要资料，是研究宝应历史文化重要参考书。 七问：《宝应图经》是一部什么书？情况怎样？ 答：《宝应图经》是一部刘宝楠私纂的宝应地方志，为官修宝应县志重要参考书。 刘宝楠《宝应图经》始撰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道光三年（1823年）初稿写就，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方有定本，积累四十年之功而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刘氏家世经学，为邑魁儒，其作此篇有益于地方文献者实钜，非第文章淹雅，采录宏博也……析刘氏之书，包孕宏深已无剩义，正不必屑屑于子目，则知后贤之作，未必不胜古人也。” 《宝应图经》六卷，图一卷，首一卷。卷首包括两部分，一是“历代县境图”，一是“历代沿革表”。卷一城邑，述及射阳城、东阳城、平安城，南齐阳平城、唐宋元明宝应城（清城邑同）。卷二疆域，述及汉射阳、汉西晋东阳、汉平安、西晋射阳、东晋宋射阳、南齐山阳、周石鳖、隋安宜、唐宋元明宝应（清疆域同）。卷三包括河渠和水利两大部分。卷四封建，卷五、卷六均为人物。是书重点在于城邑之沿革、湖河之变迁，漕运之通塞，均为书中重要内容，以补县志之缺之失。 《宝应图经》卷三河渠部分，以论述邗沟历史演变的篇幅最多，刘氏总结了宝应境内的邗沟段自始筑至明代万历四十一年有十三次变迁，称之为“邗沟十三变”。刘宝楠最早研究邗沟，成为大运河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 八问：《宝应名胜志》是一部什么书？情况怎样？ 答：刘中柱《宝应名胜志》，是一名胜专志，成于康熙庚戌年（1670年）重阳节。原前有孙蕙之序言，书后有刘颖之跋语，今书均未见及。 写作此书目的，是对当地人“极意探幽”而“不能尽识”往事遗迹之现象感到担忧，他本人又是怀才不遇，于是不忍古迹湮没而葸集旧闻，聊以自慰销忧的同时，名胜古迹跃然纸上，进而成为“不朽盛事”。 是书主要记录了宝应一地四十七处风景名胜，其中卷上记载城内名胜约十八处，卷下记载城外名胜二十九处（缺“云山”“东西诸湖”二景），大体包括山林、水桥、祠墓、碑刻、寺庙、楼宇、园林等等。 《纪略》文笔很好，体现出方志文学化的倾向，正如魏禧所评：刘子负才藻，通敏好学，《纪略》文体异，多新语，杂出《水经注》《世说》之间。“ 九问：《重修宝应县志辨》是什么书？情况如何？ 答：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看其书名便可知此书专为《重修宝应县志》辩正而作。 由孟毓兰监修，成观宣与朱士达监订之《（道光）重修宝应县志》，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刊，是清代宝应第二部官修方志。此志搜罗详备，是“方志之中佼佼者”，但仍有不明征引，分类繁引，叙述有失等不足。 正因为《重修宝应县志》“纰缪阙略不可毛举”，刘赞勋著书予以驳正。 刘赞勋对其辩正近七十条，一方面对《重修宝应县志》之缺略进行补充完善，另一方面则对《重修宝应县志》之讹误进行辩驳反正。在人物传记方面就补充有十二人，其中杨柱国、杨振国、刘典学、臧荣绪、陈文等人之传记得到了肯定征引。 十问：宝应的新石器是怎样的文化？如何证明？它有什么意义？ 答：宝应射阳新石器文化遗址，曾出石刀、石犁、石凿、石轮、陶片、麋鹿角化石、井群、贝丘沙堤等物，分布于水泗、射阳广大地区。这就显示着宝应东部地区有着一片广大且遗存丰富的史前文化区域。 在发现诸多石器中，石犁的发现有着特别意义，因为这可以表明宝应新石器文化是浙江良渚文化。朱学勤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一章有着这样一段论述：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偏晚阶段，即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开始各地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布于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和后续的良渚文化的居民，不但已经拥有了用作翻土开垦、中耕、收割的一整套石质农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发明了石犁。这种犁用薄石板加工而成，呈对称的弧边等腰三角形，最初大小二十几厘米长，后来逐渐演变成长四十厘米的大型石犁。这样大的尺寸牵引起来，单凭人力是难胜任的，因此推测当时出现了服驭畜力的技术。表明当时至少在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 这段论述告诉了我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宝应新石器文化属于浙江良渚文化；二是时间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三是已经进入到石犁耕农业阶段。 远在浙江的良渚文化为何传播到宝应射阳？《中华文化文明史》为我们作了解答。浙江良渚文化集团东征到山东，遭到山东大汶口文化集团的阻击，失败而退。在靠近山东的苏北地区，出现了一些良渚文化聚落，这批聚落是良渚集团一支远征军的遗留，宝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当是这批聚落中的一个。 良渚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对它的认识也使我们对射阳新石器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良渚文化是虞朝文化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华夏文明早期文化类型。1936年于杭州城北余杭区瓶窑镇发现遗址。近年又发现良渚古城，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系统。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申遗成功，将极大地提高射阳新石器的文化品格。 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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