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妇传说小考 文/何平 关于宝应戚家汪的介绍文章已经很多了，其来历是因为一位烈女因结婚当日丈夫暴死而以死殉节，也是没有异议的了，但对于这个传说的记载，各种文献却不十分一致。我查了一下历代县志和有关资料，现掇录如下： 从时间上最早的应该是刻于隆庆三年（1569年）的《隆庆宝应县志》，在这之前的《嘉靖宝应县志略》（刻于嘉靖十七年（1538）），未有提及戚家妇。但不像后来的县志将其归入人物类的列女中，而是放在了《卷十·纪遗》中，文字也不多： 戚家妇者，不知何代人。或甫入夫家，合巹礼未行而夫暴死。妇哭之，哀投门前汪水而死。留诗一首云：“画虎虽成未点斑，百年夫妇一宵难。欢声方举哀声动，贺者才临吊者参。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潸潸。只因未识儿夫面，空惹虚名到世间。”至今人称其汪为戚家汪云。 这应该是关于戚家妇和她的那首诗的最早文字记载。后来编纂的《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列女二》（定稿于乾隆四年（1732年））中记载更简要了： 又有戚家妇者，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 这两段记载主要是交代了戚家汪的来历是曾经有戚家妇投水而死。 到了清朝，记载开始详细丰富了，刻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宝应县志·卷十五·烈女》中云： 戚家妇，相传为洪武时人，于归之夕，夫堕门外水死，女系诗衣带亦投水死。崇祯时文文肃询刘职方，永澄曰：“此必戚家妇也。”掘土果得碑，因募杜氏地建祠祀之。……附戚家妇诗：“画虎虽成未点斑，百年夫妇一宵难。欢声未已哀声动，贺者才临吊者参。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潸潸。从来不识儿夫面，空惹虚名到世间。” 我们可以发现，这康熙志的文字与前面隆庆志有所不同了： 其一，本来是“不知何代人”，这里变成了“相传为洪武时人”，不过毕竟是相传，不足为实据。而且洪武距隆庆一百许年，不应该说“不知何代人”，我以为是更早的年代。刘宝楠的《宝应图经》中提到他的父亲刘履恂所著“《秋槎杂记》云北宋人，未知孰是”，我觉得刘履恂应该是有根据的。 其二，丈夫死的时间，前者是“合卺礼未行”，后者是“于归之夕”。合卺指的是古代婚礼的一个重要仪式，即新郎、新娘在结婚当天的新房内共饮交杯酒（合欢酒），这个时间段比较精确，因为这是一个关键，喝了交杯酒，表示夫妇成为一体。而“于归之夕”则太含糊了，因为也可能已经喝过交杯酒了。我认为还是前者比较合乎情理。 其三，丈夫如何而死，前者是“暴死”，并没有道明原因，是疾病还是意外伤害，不知；后者则明确了，“堕门外水死”。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妇人之死，也是投水，这种随夫而去的结局似乎更符合情理，但也增添了文学中的浪漫色彩，所以也更可能是附会的。至于为何落水，有人解释为送客所致，这未免有些想当然耳，到家后小解也有可能呀，醉后因大小解失足掉入河中或茅缸的都是会发生的事。还有因此而派生出宝应有新郎不送客的习俗，我先前是没听过的，可能有些孤陋寡闻吧。 其四，诗句也略有不同。前者第三句“欢声方举”后面改成“欢声未已”，似乎后面改的更好一点，“方举”是刚一开始，好像不应该这么快，“未已”是还没结束，这样一段时间则更宽泛了。第七句“只因未识”改成了“从来不识”，我觉得前者比较委婉，后者有些生硬。当时也可能只是口口相传，所以有些稍许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也会掺杂进记录人的文字修养及爱好罢了。 其五，增加了文震孟梦询刘永澄的情节。不过这其中有误，文中说“崇祯时文文肃询刘职方”，我查了一下，这两个人会面有记载的是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和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分别在苏州与无锡会过面，刘永澄去世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显然不可能活到崇祯年间。 再后面的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二十·列女上》是这样记载的： 烈女戚家妇，相传为洪武时人（或曰姓杜氏），于归之夕，夫堕门外水死，女即毁簪珥，洗铅粉，哭其夫，尽哀，系诗衣带间，曰：“画虎虽成未点斑，百年夫妇一宵难。欢声未已哀声动，贺客才临吊客参。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潸潸（一作闪闪）。从来未识儿夫面，空惹虚名到（一作在）世间。”投水以殉。某大夫为置碑，岁久沉于水。万历时文文肃震孟宿县邮署，梦一女告以城东北隅有碑及诗文。文肃询诸刘练江永澄，永澄曰：“此必戚家妇也。”于城东坳水际掘土果得碑，因募地建祠祀之。永澄题一联云：“诗同湘瑟千秋响，池与江潭万古清。”乔御史可聘亦制碑记。乾隆道光年间邑绅士修治其祠，春秋有司祭享不替。 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了，与前面的又有所不同： 一是增加了烈女的姓氏，说“或曰姓杜氏”。我有些疑惑，怎么反而过了一百多年，把烈女的娘家给考证出来了呢？我认为不确，但何以就说姓杜呢？怎么不姓张不姓李呢？其实康熙志上已经有一段文字，“掘土果得碑，因募杜氏地建祠祀之。”是募得杜氏之地建祠，也就是建祠的土地本来是杜家的，刘宝楠在《宝应图经》中指出，这块地是“请庠生杜时芳得隙地为祠而祀之”，地的主人有姓有名有身份，看来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建祠之地的主人姓杜，可能就因而以讹传讹变成戚家妇是姓杜的了。 二是关于文震孟询刘永澄的情节更丰富了。说是文震孟来宝应住在邮署时梦见一女云云，并增加了刘的题联。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想象一烘托，借助名人增加了故事性与神秘的色彩，也契合了烈女精神不死的美好意愿。不过，这个版本把两人会面的时间改成了万历，纠正了前面的差错。 三是诗句又有不同，虽然这其中已经标明了“一作”的不同版本，但这个版本还有与前面不同之处，就是第五句中的“贺者”与“吊者”改成了“贺客”与“吊客”，也许改动的人觉得“客”更文雅一些吧。但我觉得还是“者”为好，因为“吊客”除了可以解释成来凭吊的人，还有一些义项是指主有疾病哀泣等事的凶神，元武汉臣《玉壶春》第三折：“问甚么撞着丧门，管甚么逢着吊客，怕甚么月值年灾，拚死在莺花寨。”另注“潸潸”一作“闪闪”，那连平仄都不对了。 从县志记载内容的不断丰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封建礼教的推崇也不断加重与增强，尤其是那个喜欢到处吟诗留字的乾隆帝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路经宝应时，写过一首关于戚家妇的诗，更是让这位几百年前的烈女声名日隆。乾隆诗曰： 未睹妇面继夫之，非此寻常烈女行。 白发尚且贪晚景，青春岂肯弃红妆? 魂游地府乾坤大，骨葬山头草木香。 朕泪从未轻易落，只为千秋立纲常。 诗的最后一句是宣传戚家妇的关键，为的是“千秋立纲常”，三纲五常，原是不顾百姓死活的。 至于现在应不应该宣传戚家妇的以死殉节的精神，或者以皇帝题诗为典而炫耀，我倒是觉得大可不必，虽然弘扬所谓传统文化是当下时髦之举，但传统里也有糟粕，有反人性不人道的地方。不过，在原是戚家汪的纵棹园内修个诸如戚汪阁之类的建筑，把这件关于戚家妇的事告诉后代，也是一件有益之举。 尊重生命，尊重每个人生活的权利，才是今天我们从戚家妇的传说中汲取的应有之义。 （文首图片为《道光重修宝应县志》中书院图，其中有戚家妇祠）来源：胜宝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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