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旅游编辑室的日子

　　我在文化旅游编辑室的日子

　　文/山阳客何平

　　1986年1月，我从宝应县中学正式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分配到文化旅游编辑室当编辑。

　　当时这个编辑室组建不久，人也不多。编辑室的主任是凯亚（他真正的姓是吴），他是一位很有资历的老干部，抗战时就参加工作了，文字能力很强。副主任是吴明墀，是一位很有图片编辑经验的老编辑，曾经在北京人美工作过。还有三位同事，一位叫陶基中，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了，对摄影很有一套；一位叫周曼斐，是个女同志，学法语的，不久去了法国；一位比较年轻，是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不久的，叫包建明。

　　我来了以后，编辑室的两位主任对我都是比较重视的，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当时高校还没有编辑专业，除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需要对口，好像学中文的和编辑最接气了，毕竟都是搞文字的。

　　凯主任虽然是老革命，但文化人的气质还是比较浓重的。他衣着很讲究，有一次和我出差到上海，特地去培罗蒙订做了一套西装，当时要三百块钱，而我一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出头。我在培罗蒙订做西装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一套要接近三千块，但只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我一到单位，凯主任就把两本书交给我，一本是《神州游踪》，一本是《金陵旅游词》，让我与两位作者联系。两位作者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也学到不少东西。这两本书我都有文章说及，这里不赘述了。

　　凯主任还经常带我去出差。我来才两个月，他就带我到杭州、绍兴等地见作者。我唯一和他单独的照片，就是在绍兴的咸亨酒店吃饭时，我们用店里的服装化妆成鲁迅笔下的人物照的。还比较有趣吧。那天凯主任穿的是一双白皮鞋。

　　凯主任的性格有点我行我素，有时会和领导发生争执，但他对我们这些下属都是很温和的，鼓励我们放手工作，对我们也不是约束得很紧的。我除了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外，还主动提出组织了一套实用方便的《旅游指南手册》，并先通过镇江外办搞了一本，效益不错，接着就每个省辖市都做一本。这套书与新华书店配合进行，发行量也是不错的。

　　吴主任对我也是很好的，他一方面鼓励我抓文化类的选题，一方面鼓励我自己多写文章，他认为好的编辑一定是自己能动笔的。吴主任在北京工作时，认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也有一定交往，他就带着我出差，一一登门拜访这些名人，带着我向他们组稿。北京他带我去拜访过书法家沈鹏、翻译家戈宝权、红学家冯其庸、书刊设计家曹辛之、邮票设计家邵柏林、卢天骄、散文家姜德明；上海他带我去拜访过老报人徐铸成、书评家黄裳等许多人；他也介绍我和一些南京书画家、省内摄影家认识，比如许炯、颜少奎等。他觉得我有一定的阅历和文化知识，与这些人可以交谈，而这种交谈是编辑组稿的基本功。我后来就成功地向徐铸成先生组来了他的自传《八十自述》，只可惜没能发行。

　　吴主任的听力不好，虽然用了助听器，但还是岔七叉八的。有一次到北京拜访戈宝权先生，中午十一点多，人家送我们出来，说了一句客气话：“要不就在家吃个便饭吧？”吴主任根本就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连声说：“好的，好的！”弄得人家尴尬不已，我赶快说：“不客气了，我们有安排了。”后来我和他说，你别没听清就说好的好的，他反而说，其实吃一顿饭也没什么。

　　遗憾的是，我竟然找不到与吴主任合影的照片。

　　两个老主任对我的青睐与栽培真的是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我到出版社的当年11月份，在他们的提掖下，加上社分管领导的器重，我当上了编辑室副主任。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提拔的速度有点快，致使许多同事觉得不可思议，背后有所议论。其实，我和两位老主任都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只是他们都对我寄予希望，希望我能接他们的班，因为他们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

　　许多编辑把自己的出版资源、作者人脉看得很重，不愿意让别人染指，但这两位先生不是这样，他们完全视我为子弟，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这使我非常感谢与感动。如果说我在出版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这也是他们的功劳。

　　编辑室还有一个接触较多的就是陶基中了。他有一米八的个儿，和我同年，所以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比如喜欢打乒乓球，喜欢集邮等等。我和他的接触就是我的图书需要的照片都是他翻拍的，而他编的书的一些文字编校也是我帮助完成的。我们还共同编辑了许多明信片或是邮票的挂历等。

　　以前我对摄影几乎是一窍不通，后来在他的影响下，知道了“玛米亚”、“奥林巴斯”，知道了正片、负片，知道了色温。那时我们搞一套南京长江大桥的明信片，为了居高临下拍出俯视的效果（那时还没有无人机），他联系了消防队，用50米的云梯拍，果然效果不一般。当时许多画册上用的照片，都是用书画的原作翻拍，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可能受他的影响，我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后来我还花了近2000元买了一套东德生产的蔡司镜头的传统相机，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陶基中很喜欢钓鱼，住在百子亭，离玄武湖很近，他经常去垂钓。但他不吃鱼，总是把钓上的鱼涂上墨汁，用宣纸做成“鱼拓”，保存起来，而鱼或者送人，或者放生。那时打长途电话要留姓名，他总是说，我姓陶，陶瓷的陶，基本建设的基，中国的中，声音是很洪亮的。

　　我和他的这张照片是1986年10月，我们文化旅游编辑室到连云港开发行工作会，我和他及两位财务、发行部门的女同事打前站，负责安排接待，我们在连云港的海边拍的。

　　1986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真快呀！当时的许多事我都还记得，那是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最愉快的日子、最得意的时光。我非常怀念曾经与我一起工作的这些领导与同事。

　　我离开出版社后与凯主任有过接触，他和我们都住在狮子桥一个单元，在楼下，有时在楼梯口遇到，会聊个十来二十分钟，我知道他退休后专门研究茶文化，他还说要把写的书送给我。吴主任也碰到过，他老要我到他家坐坐，聊聊，我却为俗务所累。后来听说他们先后去世了。这次去南京，竟然又听到了陶基中去世的消息。

　　陶基中的本家祖先陶渊明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你们在我的心中，就是高大的山峰。谢谢你们给我的帮助，谢谢你们对我的好！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这三位编辑室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