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清官王凯泰二三事

　　宝应清官王凯泰二三事

　　万宝祥

　　少年时代，夏夜纳凉，听人讲《封神演义》之“闻太师回朝陈十策”的故事，不禁为太师闻仲忠心保朝精神所感动。这时有族中长辈说，我下舍万氏至亲宝应清官王补帆先生（即王凯泰）也曾上书给清朝皇帝言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十多年前我收求王公史事终于得知，今述之与读者共飨。

　　清同治十二年（1873），因上下腐败，朝政日衰，同治帝暗自神伤下诏命朝野官员献治国安邦之策。王公身为朝廷命官，意欲扶大厦于将倾，慨然应诏，陈言六事，针砭时弊。其大意是：

　　一、停捐例。清朝买官的章程叫捐例，限于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官职。咸丰时为多得捐银，以充浩繁之军费而减折广泛实行，结果导致大量官吏腐败昏聩，贪污受贿，骇人听闻。王公分析，买官者往往“家非素非，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尖锐指出：这些人为官后，必贪污纳财“以补亏空”。并以福建省为例，算了笔细账，同治十年至十二年，三年收银仅数万，反倒“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因而疾呼当前“应以停捐为要务”。同时为国库歉收计，建议从东南六省厘捐和海关、洋税关各拨款数万，“可弥京铜局捐项”。考虑可谓缜密。

　　二、汰冗员。晚清以捐纳和军功入官者居多，部寺额外司员有增无减，大多“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王公建议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再“援照大挑知县（会试三次未中的举人，可参加大挑，不考试，主要看相貌、口才等，作候补知县）名次在后者，暂令回籍侯咨”。

　　三、限保举。晚清内忧外患并起，战事频仍而尤注重军队，故兴军中保举为官。然而走后门之风趁势而起，使“保举案层迭”，当官与升级五花八门。王公斥为“名器极滥，捷径良多”，定需核查，合格者“只准得应升之阶，其余班次，概予删除”，“不得滥请”，以整仕风。

　　四、复廉俸。咸丰年间兵燹四起，军用浩繁，清廷实行“京外俸廉（京官外官俸金减成）”以补不足。官员多叫“困苦”而心存怨言，不少人以筹补经费不足为名而以权谋私。王公先以本省文职为例，细加测算，说“计征起钱粮羡耗支抵，尚属有赢”，再请“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免其口实，以便惩治贪污。

　　五、重学额。同治时，各省为多收捐奉而鼓励儒生以钱买官,故有加广中额和学额之制。王公谓“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似可增加。而加广学额则不然，因各地“士凤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甫得一衿（刚成个书生），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故应“只加中额，不加学额”，请“学臣酌情复议”。

　　六、立练营。咸丰、同治时，为应战事而广立连营，本是曾国藩、李鸿章在家乡筹办而敌太平军的。清军屡败而溃，后清廷竞赖练营取胜，故尤加重视。但士卒皆招自本籍，因“月饷不足赡养八口”，平素只好皆回家自习手艺，各做买卖。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谦旬累月，始能成行”，何谈“兵贵神速”？王公还忧虑“兵不相识，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而军费耗资千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出于此”。主张“减兵加饷，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另外“五百人为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使“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这样能“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可望“化兵为勇，武备可恃”。并说曾国藩、左宗棠用此法而收实效。

　　王公此番陈言，虽不能使岌岌可危的清廷起死回生，但也不失为一剂培元固本之良药。上疏不久，果得同治帝赏识，特下诏召见。

　　王公接旨后，赴京觐见同治帝。但因多年身心疲惫，加之旅途劳累，至苏州病倒，不得已，上疏乞假医治，朝廷准之。正在将养之际，忽上命又到，令他火速赶往台湾处理急务，并“兼顾大局事宜”。诏书临门，急于星火，王公强撑病体，“力疾回任”。

　　原来，同治十年（1871），日本琉球船只遭风漂流，“难民数十为台湾生番（旧时对开化迟的民族蔑称）所杀”。王公当时因巡抚有责，立即查办，遣送难民回国。此事本已了结，不料日本借口引兵侵台。清廷命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林则徐之婿）渡台筹办军务并与其交涉，后议和息争。至“开山抚番”之议起，沈上疏朝廷请移交王公主持。王公先前也曾主动请缨。光绪元年（1875）王公带病赴台，眼望惊涛骇浪，心潮起伏，深感重任在肩。于是一面开山抚番，一面征兵筹饷，加强防务。曾击退日军数次骚扰，以保台海安宁，刚骨远胜于李鸿章。此时政军毕举，海波不兴。暇时作《台湾杂咏》32首，《续咏》12首，自加注语，现收于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文献丛刊》。据此所载，王公足迹几遍全台，探求民隐以兴利除弊，“尤重世道人心之匡正，教化学塾之启创”，“劝戒烟、赌，并一切陋习，各编五言百句歌，十五岁以下儿童有能背诵者，赏青蚨钱十文”。作为封疆大吏任事用心如此良苦，泽广恩长，对台湾影响，既深且远。

　　同年，府城台南民族英雄郑成功祠堂竣工。王公仰慕郑公，亲往拜谒，并题联记事道：“新建延平王庙落成，余题楹联云：忠节感穹苍，大海忽将孤岛现；经伦关运会，全山留于后人开”。此联既赞郑公不畏艰难险阻，于茫茫大海上收复台湾，对祖国的忠节感天动地，又讲谋划开发的重要，勉励后人努力，变蛮荒之地为富庶宝岛，极具史家见识。

　　光绪元年（1875）冬月，王公又因“积劳疾作”而病入膏肓，只得从台湾返回省城福州救治，终因病情恶化而逝世，享年五十三岁。公一生清廉自守，位至封疆，衣服大多是早在翰林时的旧衣，谢世时，清贫难以归葬。朝廷诏赠太子少保衔（正二品），视总督待遇赏赐恤金，赉白金治其丧，予谥“文勤”，并命于福建省城，台湾府城建宦祠祭祀。每逢四时八节，备办时馐珍品前来谒祠的官民络绎不绝，他们谨陈祭仪，焚香跪拜，以表对先贤王公的缅怀之情。这也是清廷欲以王公为典范，对充斥朝野的贪官污吏起个教化效法作用吧？

　　翌年（1876）十二月，其灵柩归葬于家乡宝应城北龙首村殷家庄。浙江人俞越，字曲园，道光进士，与王公同岁，其长女嫁于王公次子王豫卿，结为儿女亲家，为其撰写《赠太子少保谥文勤福建巡抚王公神道碑》，载入《续碑传》第二十七卷，文长事详，不再赘述。

　　综观王公宦海一生，确实做到了“清、慎、勤”，不愧为一代清官廉吏，足堪作为官者之楷模。与二十四史居同等地位的《清史稿》特为其立传，大加褒扬，使其名垂千古。海内海外，皆为敬仰，故乡宝应也提高了知名度。我们不禁为我县竟出了这样一颗明星而引为自豪。

　　今天，台独分子搞“一中一台”，“一边一国”，妄图把台湾分裂出去，这阴谋绝不会得逞，它只能激起中华儿女及其王公故乡宝应人民的极大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