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循吏孙蕙公：后人敬仰，彪炳史册，当之无愧！

　　作者：孙启浩 孙兆地

　　清代名臣孙蕙，任宝应县转而兼理高邮州，凡六年，声名显赫，政绩卓著；任给事中则直声朝野，深得康熙帝赏识和嘉许；以其杰出的才华受到朝廷委派，先后担任江南同考官和福建副主考，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所有这些为国为民的业绩，传为历史佳话经久不衰。

　　孙蕙，字树百，号心谷，别号笠山，明崇祯五年（1632）生于淄川县大奎庄，后迁居西笠山。其家世是明清之际当地显赫的名门望族“般阳大庄孙”（现为博山区）。从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大庄孙氏家族科甲连第，“登贤书者，兄弟联芳”，“耸壑昂霄，累累多人”，短短百余年间，共考取了13位举人、7位进士，有一位尚书、两位“翰林第一”，100多位贡生，监生、增生以及出仕做官的那就更多了。的确是诗书继世、教化淳厚、熏陶深远。

　　孙蕙生母早逝，受教于父、祖，少年即有文名。他读书勤奋，才思敏捷，“藻思傅清泉，绮丽颜光禄。振笔走千言，泉涌来万斛”。年轻时卓荦不群，怀抱“他日勋名上麟阁”的济世之志，于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顺治十八年(1661)以殿试二甲第四十二名考取进士，例选刑厅，进入仕途。孙蕙生而逢时，碰上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清王朝入主北京，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启后承前，任才便能，是励精图治的治世明君。康熙初年面临的天灾兵患、明末遗弊、三藩叛乱、收复台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孙蕙提供了施展才能济世救民实现抱负的舞台。

　　康熙八年(1669)，朝廷裁撤刑厅，孙蕙改授宝应县知县。宝应县唐朝以前称安宜，地处苏北淮河下游，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水患。当时，黄河夺淮入海，一旦水患，河淮共注，其势“波浪滔天，天日为之无色，万斛巨舰，触石立碎”。而且宝应是大运河经过之地，过往官员络绎不绝，供应繁巨，称为“冲疲灾邑”。

　　《宝应县志》记载：康熙七年(1668)大水，沥青沟决口，决口之次日地震，“又狂风十余日，卷巨浪至城下，村落庐舍俱为巨浸”。次年，高邮清水潭决口，宝应境内“淹没如前”。康熙九年，清水潭决口仍未堵塞，宝应“田庐仍没于水”，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派大灾之年的混乱景象。

　　孙蕙前面的几任县令，一个比一个贪，他们不恤民苦巧立名目，苛税滥役高于正税十余倍，严逼催科，把连年水灾的宝应县搞得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孙蕙到任，面对“数年已竭之民力．从来未有之奇荒”和“千寻巨浪漫荒塍，落日西风闻野哭”的凄凉景象，立即奋力救灾：为民请蠲请赈，广设粥棚，招徕抚绥。革除旧有的马户、官农、更夫、长接、马饭等杂税滥役，并立石永禁。还就恢复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经近两年苦心经营，宝应情况大有好转。由于政绩突出，能声上闻，上台嘉许，康熙十年(1671)春，孙蕙又被委以兼管高邮州事的重任。六年间，孙蕙在宝应、高邮不辞劳瘁，勤政图治，“专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升沉”，以他精细干练的济世之才，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

　　当时，淮扬一带多处决口未及堵塞，孙蕙以长远的眼光上书陈情：高、宝诸县被淹没的田地，冬春两季暂时干涸，夏秋两季复被淹没，如不抓住时机垦荒，久而久之，田地沟漕、阡陌庐舍尽被泡毁，而草莽杂荆却生长畅茂，即使将来大堤修成，田地不再被淹，披荆斩棘垦荒重建，也必定非常困难；他建议，政府应以三年不征税为条件，广泛招徕流民，鼓励农民积极垦荒。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允准，并在淮扬各县广泛推广，流移百姓能安居乐业，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

　　孙蕙一方面救灾垦荒，一方面修堤筑坝疏浚河道治理水患，为了不劳民伤财，孙蕙精细匡算，“一石一木，不敢玩忽”，“此河工不可一日无官者也”。他办事认真，实心卖力，日夜在治河工地指挥兼催，“恒十日而在河干者八九”。其父到宝应来看望他时，他正累病在工地十多天不能起床。治河工程“前后节省帑金努万，故年来安然无恙云”。

　　他忧国忧民，凡于国于民无益的旧有弊政，他必定上书予以革新。明朝时在安徽凤阳设粮仓，主要用于护卫明皇军队的给养，高、宝诸县每年都要把征调来的粮食经运河、淮河运往凤阳，水长路远，又涉洪泽湖波浪风险，百姓被此项差役压得痛苦不堪。清王朝建立后，裁撤护陵军队，凤阳粮仓照设如故，但仓粮已主要是供应淮河下游护卫漕运的军队食用，高、宝诸县百姓则仍然要由淮河运粮到凤阳，而护漕淮军却要从凤阳再把粮食运回来。孙蕙明察其弊，上书奏请：以高、宝诸县粮食直接运往护漕淮军，无须再达凤阳。此请深得民心和朝廷嘉许，既解除了淮军由凤阳回运粮食的添足之劳，最重要的是永远免除了高、宝百姓三百年来的长途劳役之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凤米改淮”的故事。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叛乱，清朝大军南征，沿途各县差役供应骤然加重。高、宝两县是大运河穿过，水陆要冲，“南北差使势若云集”，过往官员、军队所需车（轿）马船夫，比平时繁巨百倍，有的甚至骚扰驿站、行凶勒索，官民不堪其苦；处理不好，会引起地方与车队的矛盾，影响前方战事。朝廷旧例，驿站民夫完成差役给银一钱—分，但往往拖一、二年不能兑现，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更糟糕的是，政府怕耽误了官差，往往差务未到，就事先把民夫集中关押起来，数日甚至数十日不得外出，妻儿老小还要早晚送饭伺候。以故“招用一夫，民间费至一、二两不等”，而最严重的是耽误了百姓的农事生产。对此，百姓无不避而远之。为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和不影响前方战事，孙蕙认真调查预算，高、宝两县每月各需水、陆民夫约六七百人，通过借贷，事先如数发给银两，令他们在家坚持生产，差务一到再行集合，因此百姓既接受了官银，得到了实惠，又不误生产；集合之日，没有一个敢迟到误事的。孙蕙此举保证了三藩叛乱和收复台湾期间，年年“兵数十过而民无扰”，为稳定后方和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

　　孙蕙在高、宝两县的惠政，最为人称道的是康熙九年(1670)，他因河工一事而强项抗命。由于洪水泛滥，运河河道淤塞，严重影响了漕运，河道都御史罗多严令宝应县征集七千多民夫疏浚河道，限四十日完工。孙蕙念大灾之年百姓已困苦不堪，不忍驱迫，只征集了少量民夫，进度缓慢。罗多非常恼火，声言要弹劾孙蕙。淮扬道副使张万春劝孙蕙“以贿营救”，而百姓齐呼：“奈何以吾侪累使君”、“我侯爱民如此，忍坐视耶？”“一夜群呼，集众万人”，奋力挑浚，数十里漕渠三昼夜工成。罗多惊喜得说“向闻宝应令能声，果非虚语矣”。事后，宝应百姓还专门绘制了—幅《浚河图》，并刻于石碑，以志不忘。河工抗命，使孙蕙能声上闻，贤名远播，为他以后在高、宝两县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十四年(1675)，孙蕙以政绩卓异行取入都，擢升户科给事中；两年后，又升为掌印事中。作为康熙皇帝身边的朝廷重臣，“掌言路，监察百司，弹纠百官”，孙蕙依然坚持清白为荣、忠贞爱民、勤政负责的为官原则，直言朝廷和社会时弊，向康熙皇帝提出了许多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影响的条陈奏疏建议。

　　清朝建立后，仍沿用前代的世袭恩荫制度，孙蕙上书认为，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执掌刑法、断狱、监察、弹劾、考核的衙门不宜用“任子”为官，即这些部门不能世袭为官。因为，官官相为，世世相交，势必结成纵横交织、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势必产生徇情枉法的腐败现象。所以，此奏疏一上，“圣祖（康熙）深然之”。

　　孙蕙还多次上书奏请：免除陕西等边远省区因山高路险运粮艰难的数十万税银，“皆得旨如所请行”，从而大大减轻了这些省区百姓的负担。康熙皇帝向内阁们说：“蕙可谓言无妄发者也”，又说“蕙条奏详明，真谏臣也”。孙蕙立朝守正，为人磊落耿直，“谈论侃侃，客有所请托，恒不能出口而止”。孙蕙以清风亮节自励，不愧是“直声动朝野”的直谏名臣。

　　孙蕙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在宝应时，“公余，延士子课之，多成名士”。门人王式丹，连中两元(会元、状元)，“时人以为盛事”。

　　孙蕙先后担任过江南同考官和福建副主考，严格选才，公正严格，所取之士“多相继飞腾”。他尊重和重用人才，对达官贵人从“不肯有所屈”，而对文学名士则“降气讨交”。

　　康熙九年(1670)秋天，孙蕙邀请同邑友人蒲松龄到宝应县做幕宾，欣赏他的才华，同情他两应乡试未中、家境又贫困的窘境。邀蒲松龄做幕帮办文牍，既是尊重重用，又有经济上的帮扶。松龄对孙蕙给予的同情与关照非常感激，写诗赞誉孙蕙之于他是“赖有孙阳怜瘦骨”，如同伯乐孙阳怜爱千里马。

　　蒲松龄到南方做幕不足一年，孙蕙待他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为官又清廉勤政，所以，松龄也视他为知己，不仅敬重孙蕙，而且对孙蕙的为官苦衷极为同情、担忧：“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才人吏治压江城，深夜穷愁华发生”。并抒发了“欲从河海斩长鲸！”要与孙蕙休戚与共的热血情怀。患难中两人结成挚友，并且逐渐升华为信友、诤友。

　　蒲松龄回归故里，准备参加乡试时，孙蕙给他写推荐信予以帮助，但依然名落孙山，铩羽而归。事后，孙蕙致信松龄表示安慰、鼓励，“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进而批评他“惟期砥励进修，——于愿足矣”。希望他收敛谈鬼说狐的才气，专心科举才能博得功名，批评委婉中肯，虽不免偏颇，但对蒲松龄前途表示关切，善意可鉴。

　　孙蕙长年在外做官，疏于对家奴仆役的管理，他们仗势横行乡里，导致了乡里怨忿。为了维护孙蕙的名声，松龄以诤友身份，写了著名的《上孙给谏书》，语言虽尖刻，但字里行间肝胆相照，孙蕙深知其良苦用心，胸怀豁达信而不疑，“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迹”。朋友之情老而弥笃，不愧是良友、信友、诤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父亲去世，他归家守制。由父、祖教养成人的孙蕙，对父亲逝世悲痛欲绝，不能节哀保重，以致哀伤过度一病不起。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病卒于家。

　　孙蕙一生浩气英才，所著《笠山诗选》《历代循良录》被辑入《四库全书总目》，现在都能查得到；其《安宜治略》《笠山奏议》《心谷制艺》《感应笺注》等著作，则散佚流失难以寻觅。其诗“恬谈冲和，诗格清丽，无尘俗之气”，尤其那些以天灾人祸为背景，描写官府催逼之下，广大灾民被迫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悯农诗，既有杜甫之诗风，又兼白居易之朴实：“安宜罹灾亦云酷，鱼龙竞夺农夫屋。千寻巨浪漫荒塍，落日西风闻野哭”，沉重悲凉而又通俗晓畅，描绘出—幅流离失所、暗无天日的灾民图景，寄寓了作者的无限同情，因此被《清诗别裁》《晚晴移诗汇》等多种诗集选载。王渔洋评价其诗，“虽古作者无以加”，足见孙蕙诗品之高。

　　孙蕙为官，“处江湖之远”，勤政爱民，贤名远播遐迩。现存蒲松龄南游期间代孙蕙草拟的九十多篇书启、公文及南游之所见所闻而生发的大量诗文，孙蕙离任以及逝世后的康熙朝《宝应县志·名宦》，进士出身的宝应人乔莱所撰之《孙蕙传》，《清史列传》《淄川县志》等大量史料，都对孙蕙在高、宝两县赈济灾民兴利除弊、典当借贷以充公用、强项抗命拯民水火的诸多善政褒扬有加，客观真实地树立了孙蕙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形象。

　　孙蕙“身居庙堂”，磊落耿直，浩然正气。不与贪官为伍，不以权谋私，刚正不阿，“直声动朝右”。其言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王渔洋评价孙蕙：“君为人磊落洞达，见义必为，有贲育之勇，而坦中无城府。尤不喜边幅龌龊，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举礼部里居，时君扰为诸生，则已知君异时必为廉吏，为谏官，为占遗直。洎君举制科，登禁近，前后二十年，而予言始信”。同朝首辅张玉书说：“树百年身玉立，风裁岳岳，不屑诡随从人——以道律身，以公报国——此树自立朝，直声所有，翁然闻于中外者欤”。两位甲羽上司的评价，可谓客观公道、真实不虚，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孙蕙的赞赏褒奖、鼓励鞭策。孙蕙官品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代清官廉吏，直谏名臣，孙蕙其人其事传播深远。尤其在呼唤清官的社会背景下，宣传清官作为的著作或文章总把孙蕙收入其中，作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最为典型的如民国三十六年（1937），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著名史学家蔡冠洛先生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孙蕙就名列政治名人栏目。在蔡先生心目中，清朝二百六十多年历史，具备名人资格的也就是七百余人。

　　孙蕙前辈，后人敬仰，彪炳史册，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