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报告文学 | 宝应,“蒲学”研究成果丰 作者:可人学人 作为孙蕙曾在宝应任知县、蒲松龄第二故乡的宝应的学者们,更应积极参与“蒲学”研究之中,拿出代表宝应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蒲学”的同时,也较好地宣传了宝应,扩大了宝应在县外及至全国和海内外的知名度。 作为一名文学作者,或者是研究学者,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宝应人文,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竭尽全力的! ——作者手记 引子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微信里收到了微信名为“火炬传递”的微友邀请加我,我问他在哪个城市?他回说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并说我家乡计划建立孙蕙故居。我说孙蕙在宝应做知县时,曾邀请《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做他的幕宾,近一年的时间,“蒲学”界认定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 “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这一最早说法缘于曾任宝应县文联副主席、秘书长,现任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理事刘世昌,发表在1995年2月23日《人民日报》文艺版上的专题研究文章《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对此观点,我持赞同态度,是因为蒲松龄曾于清康熙九年(1670)应同乡宝应知县孙蕙之邀,来到宝应县衙做幕宾。 清代时期,出生于山东淄川(现淄博市淄川区)的蒲松龄,受时任宝应知县孙蕙(淄博市淄川区籍)之邀,来宝应任幕宾近一年时间。蒲松龄在协理孙蕙政务之余,经常深入民间听取宝应百姓讲述民间故事,积累了大量的小说素材,收集民间故事与传说有数十篇之多。孙蕙在宝应时,与当地文人墨客及黎民百姓建立了较为深厚的文化情缘,并将宝应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蒲松龄将收集到的创作素材进行疏理、筛选和再创作,有三、四十篇被选入《聊斋志异》,作为其小说创作素材,如《席方平》《酆都御史》《伍秋月》等一篇篇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脍炙人口的文言短篇小说。特别是在《秦桧》、《席方平》、《聂小倩》等37篇小说内容中,均带有相当一部分当时宝应社会背景的烙印和当地黎民百姓生活的痕迹,也为蒲松龄所著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增色不少。 《聊斋志异》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其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对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媚变来的女性形象上,寄托着作者苦苦追求的理想,跨越300多年的时空,以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蒲松龄用40多年的时间进行创作,倾其大半生的精力,用手中的笔,冲破当时现实的束缚,敢于表现自己的理想,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其意义则不言而喻。 也是因为“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宝应县社科联于2016年成立了“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吸纳了以宝应“蒲学”文化学者、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副理事长徐少奎为代表的30多位会员,专事研究“蒲松龄与宝应”。 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成立两年多来,每年都有活动安排,且都会组织会员开展相关专题的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盛的研究成果。据我了解,至目前已有涉及“蒲学”研究专题的文章达20篇之多。研究会成员徐少奎、刘世昌、马俊慧、李映华等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更是引起了全国蒲学界的关注。 应该说,这如同本世纪初出现的“江苏书法宝应现象”的说法一样,又是一个“蒲松龄研究宝应现象”。 好一个“蒲松龄研究宝应现象”! 我曾追问,宝应为什么会出现“蒲松龄研究宝应现象”的如此现象? 走进宝应蒲松龄研究会,走近宝应这些“蒲学”研究学者,对于这些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就会点赞他们,就会为他们的研究成果而喝彩! 写作本文时,曾有文友对我说:“你是一个文学作者,现在怎么对‘蒲学’研究感起兴趣了?”我向他解释道:“之所以对‘蒲学’研究感兴趣,是缘于近期收到由全国蒲松龄研究会主办的《蒲松龄研究》杂志。《蒲松龄研究》杂志是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在该刊的2018年第1期上刊登了马俊慧、何开文两位宝应作者研究蒲松龄的专题文章。” “蒲松龄研究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学术组织,作为蜚声海内外誉满全球的“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其《聊斋志异》作品是继我国《红楼梦》研究的又一位文学巨著。 颇有戏剧效果的是,马俊慧的研究文章《为了一个今生的约定:蒲松龄科举应试考》安排在《蒲松龄研究》的第一篇,何开文的研究文章《今日宝应话蒲翁》‘’安排在《蒲松龄研究》的最后一篇。首篇和尾篇,一前一后,都是宝应的作者,在“蒲学”界已成为佳话。 徐少奎较早涉及《聊斋志异》,发表十多篇“蒲学”研究文章 在一个县级城市,一个人共写出十多篇研究“蒲学”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或者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原任宝应县文联副秘书长、县收藏家协会主席,现任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徐少奎。 据我所知,徐少奎早在童年时代,便喜欢聆听其祖母讲述蒲松龄著作《聊斋志异》中的民间故事及传说。到了少年时期,便喜爱阅读有关“聊斋”内容的小画书与连环画,有时宁可饿着肚子,在周日的早上把家长给他的两分钱(旧币)早餐费省下来,到旧书摊上租上几本有“聊斋”图案的小画书,一直读到中午,有时甚至读到午后。 虽然饿了两餐,但对于渴求知识、十分喜爱蒲松龄笔下的聊斋故事的徐少奎来说,只要能读到“聊斋”小画书则是很值得的。 参加工作后,徐少奎曾先后在宝应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和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工作近30年。凭着这一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为他接触文化、探究文史,更多地阅读《聊斋志异》这部鸿篇巨制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2005年,全国蒲松龄研究会根据徐少奎研究“蒲学”有较多的成果,特别邀请他参加了“全国第三届蒲松龄研究会议”,他所递交的学术论文,在“蒲学”界影响甚广。 作为新任职务——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的徐少奎,为了不负组织上的厚望,更加潜心钻研“蒲学”,为在蒲松龄第二故乡宝应更好地研究、宣传、传承、弘扬聊斋文化,从而有力的促进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努力为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而添砖加瓦。 多年来,徐少奎握管落笔、奋力撰稿,分别在《蒲松龄研究》、《扬州政协》、《扬州日报》、《宝应日报》、《宝应文学》、《宝应文化月刊》等报刊杂志,先后发表了《蒲松龄游幕宝应的来龙去脉》《宝应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深远影响》《蒲松龄“聊斋”中的部分篇目与宝应流传的民间故事》《蒲松龄与“第二故乡——宝应”的文化情缘》、《蒲翁荷乡撰聊斋》《电视连续剧〈蒲松龄〉拍摄散记》等。 与此同时,徐少奎还在宝应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和县档案局主编出版的专集《宝应文化博览》、《传说宝应》等书籍中,专门撰写了《宝应文化飘进〈聊斋〉》《蒲松龄游幕宝应》《宝应传说映〈聊斋〉》《蒲翁入宝应幕之始末》《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等多篇有关“蒲学”与“聊斋文化”同宝应结缘的文章,从而通过弘扬聊斋文化,更好地促进宝应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 刘世昌研究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在“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刘世昌也是我县较早研究蒲松龄的学者之一。他早在1992年宝应县定名1230周年之时就编写了文史专集《运河明珠宝应》,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列江苏文史资料第70辑)。 当时,经过深入挖掘和综合分析,刘世昌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观点,如认为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高朗亭是中国京剧的鼻祖,宝应荷藕甲天下等。尤其是“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的观点,得到了“蒲学”界的一致认可。 1994年6月,刘世昌将《运河明珠宝应》一书中的《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专题文章发给江苏省政协《江苏政协》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社。《江苏政协》于1994年第12期发表此文,题目改为《蒲松龄与宝应》。 而让刘世昌想不到的是,1995年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文艺版头条,原题不动地发表了他的专题研究文章《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在当时“蒲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1995年秋,原驻阿尔巴尼大使亚范承祚回到家乡宝应,约刘世昌见面。 那天的晚上时分,刘世昌清楚的记得,范大使见到他就说:“世昌,你在《人民日报》社有亲戚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是极不容易的。” 刘世昌说:“没有亲戚呀,我是试投的,没想到能发表。” 范大使则笑着说:“那这就是你人生的最好机遇了。” 2008年3月2日,全国“蒲学”研究专家马瑞芳教授来到宝应考察。在座谈中,她也提到刘世昌撰写的《宝应,蒲松龄的第二故乡》这篇文章。她说:“你的观点不错,我当时不仅支持你的观点,而且还加了一条:蒲松龄如果没有宝应这段官场生涯,《聊斋志异》中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刺贪刺虐的好文章。” 然后,她又笑着对刘世昌说:“世昌,你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发表你的文章吗?当时《人民日报》主编是山东人,他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同时他也认可了你的观点,所以才选用了你的文章的。” 马俊慧“蒲学”研究文章起点高涉及面广,被专业杂志首篇发表推介 还是在上初中时,马俊慧十分喜欢阅读介绍历史的书籍,如《李自成》和《水浒全传》。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那时就将书中的故事记在了大脑里。他说,我读蒲松龄,读的第一本书是《聊斋故事》,这已是40年前的事了。 马俊慧大学读的是刑事侦察专业,在班上担任《刑侦逻辑学》的课代表,写出的第一篇论文是《侦察假说及其证明》,并登上了学校首届校庆学术报告会的讲台。由此,他便成了中国这所最早的全日制本科公安院校改本后第一个以学生身份登上学术讲台的。 古话说:“小时了了,大时未必了了。”在这之后,马俊慧从学习《普通逻辑》到《辩证逻辑》,再到研究《数理逻辑》和《科学逻辑》,为他以后研究历史文化打下了较强的逻辑思维基础。 大学毕业后,马俊慧被分到了宝应县公安系统的最基层单位。十年基层工作的汗水和心血,终于让他明白,《刑侦逻辑学》的基础理论并不是《逻辑学》理论,而应该是《刑事侦察学》理论,但《刑事侦察学》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与刑事侦察工作认识活动本质一致的是田野考古工作。为此,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去研究各种考古发掘报告,让自己走进考古文化。 就在马俊慧认为即将有所突破的时候,因工作需要,他被调离了刑侦部门。自此,他的研究方向便从研究犯罪事实真相的重建,转向了历史事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和证明。 据我了解,马俊慧与“蒲学”研究结缘,应该说是很偶然的事情。2012年,宝应乔氏家学研究会编辑《宝应乔氏家学研究文集》,所编文集的稿子收齐后发现缺少有份量的考证文章。当文集的主编得知马俊慧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并在研究宝应历史文化时专门收集了蒲松龄的相关研究材料,在乔氏家学研究中又发现了孙蕙与宝应乔家的关系,便他为该书出力。为此,他熬了几个夜晚,赶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考证文章,名为《陈淑卿与顾青霞:关于蒲松龄的宝应之恋》。后经过编辑删节,在《蒲松龄研究》专业杂志上连载发表。 应该说,马俊慧最初对蒲松龄的研究并不是为研究蒲松龄而研究,而是研究宝应历史文化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也是其《刑侦逻辑学》研究成果在重建历史事件事实真相中的运用。 《蒲松龄研究》杂志在2018年第1期上发表马俊慧的《为了一个今生的约定:蒲松龄科举应试考》一文。据他介绍,本文是此前研究的延伸和拓展。这个研究系列至少还需要三个课题才能完成,研究中最繁重的是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有些资料无法见到原件,只能通过各种转述和相关研究来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马俊慧的《为了一个今生的约定:蒲松龄科举应试考》在《蒲松龄研究》杂志2018年第1期上被作为首篇推介,可见其文章的学术价值是如此之高,从而吸引了全国“蒲学”界较多的眼球和较高频率的关注。 李映华在出版三部长篇小说的同时,近期推出研究“蒲学“专题文章 李映华退休前为安宜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曾作为江苏教师代表在黄山为全国中学语文老师上高三作文观摩教学课,2003年被全国中语会评为优秀语文教师。退休后,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结合家乡历史,创作了长篇小说《叩问》、《曙光》和《征程》(还没有脱稿)系列长篇小说60多万字。现为宝应公益期刊《龙之情》主编。 李映华2017年被吸收为宝应县蒲松龄研究会会员。入会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蒲学”研究早已关注。据他介绍,平时因忙于协会秘书处的事务,还参与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对蒲松龄生平及《聊斋》作品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肤浅的认知层面。 前不久,李映华与朋友参观“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时,当读到纪念馆屋后的《放生池碑记》,有感而发,便以此写出了一篇专题研究文章,题目是《从〈放生池碑记〉看蒲松龄的人文情怀》。全文在微信杂志《作家文刊》上一经推出,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多位微友在文后留言。 微友奇君留言说:“李老师文有大家风范,对蒲松龄撰文的碑记颇有研究。惜今池虽恢复,但碑不存也。愿此文作为‘蒲学’研究一成果,推动我县对这一古迹的研究和发掘。 微友未来留言说:“小事情,大道理,延伸意义可谓豁达大度,格局所至!。放生是爱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的善行善举,也是好生、惜生、悯生、忧生、顺生的好生之德。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让有生命的万事万物活下来那么简单,他告诉世人的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他是要世人净化心灵,提升人品学养,聚化善念。善因结善果,因果相生相克,如此而已。” 尾声 写到此,我终于悟出了在本文“引子”中所提出的问题:宝应为什么会出现“蒲松龄研究宝应现象”的如此现象? 答案终于有了: 这是因为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超强影响力! 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有多篇与我们宝应有关! 这是因为《聊斋志异》这部鸿篇巨制是在宝应创作而成的! 还有是因为生活在宝应这方热土上的文人们对治学的严谨,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 近期,微友“火炬传递”又邀请我加入由他建立的“孙蕙蒲松龄在扬州”群,群员虽然不多,但当我看到群名是“孙蕙蒲松龄在扬州”字样时,便毫不犹豫地点击加入。进入群里,群友们相互交流许多有关孙蕙和蒲松龄的专题研究文章,如《孙蕙与蒲松龄》《彪炳史册孙蕙公》《蒲松龄:过孙给谏芙蓉斋》等作品。 在《孙蕙与蒲松龄》一文里,作者般淄花在文章的开头直接引用了《宝应县志》里的内容:《宝应县志》卷十五《名宦》载:“孙蕙于康熙八年(1669)授宝应知县。……治宝六年,专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壬子(1672)充江南同考试官。乙卯(1675)行取补户科给事中。辛酉(1681)典闽试。后丁艰回籍,卒”。 读到此,我瞬间被山东淄川及外地的研究学者所感动,是因为《孙蕙与蒲松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宝应。外地学者尚能如此执着地研究孙蕙和蒲松龄,而作为孙蕙曾在宝应任知县、蒲松龄第二故乡的宝应的学者们,更应积极参与“蒲学”研究之中,拿出代表宝应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名文学作者,或者是研究学者,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宝应人文,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竭尽全力的! 来源/可人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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