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宝应“隆盛阁”

　　杂忆“隆盛阁”

　　文/胡晓林

　　“隆盛阁”不是一座建筑，而是宝应城内的一爿专门装裱字画的裱褙店。它位于县城北门大街，地址大约就在现在的嘉定桥（大新桥）公园东边，那个小面店对过的马路中间。

　　凡解放前出生的宝应城人，对隆盛阁或多或少都有所记忆。而我对于它的记忆，不在于字画的装裱，而是源于“小画书”的出租。

　　“小画书”也叫“小人书”，其正名为“连环画”。由于它以图画为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故事连贯完整，又因它开本小，便于携带翻阅，故深得群众喜爱。据说，目前发现最早的连环画，是宋嘉佑八年（1063年）刊刻的《列女传》。清光绪十年（1884年），“申报”馆为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出版了《点石斋画报》，开现代连环画之先河。是摄影事业发达之前，反映那个时代最直接的史料。解放初期，我们还经常看到那种石印本的连环画，内容多为古典小说或戏剧，画面上的人物也仿照舞台戏剧人物形象。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包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等。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这种民众教育的重要方式，因此，连环画有了长足发展。一段期间，连环画作品充实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在那个没有电视，其他文化形式单调的年代，连环画不仅是我们儿童的主要课外读物，甚至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宝应籍画家鲍传韬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创作过一本儿童连环画：《外婆送我的羊》。

　　对于连环画，已与我们童年的记忆紧密地糅合一起，铭诸肺腑，萦怀于心。想当初，我们就是从连环画的故事里，得到人生百科知识的启蒙。成套的中外名著连环画，使我们在阅读原著前，早已谙熟其故事的梗概和情节。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儿童没看过连环画，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连环画，他们的童年是伴随着连环画度过的。

　　那时期，激烈的政治运动接踵不绝，属于封资修范畴的国画和书法，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赏玩，字画裱褙业日渐萧条。聪明的隆盛阁主人就来个与时俱进，从裱褙字画转为连环画出租，循势而成功地进行了经营主题的大转换。记得当时宝应城里出租小画书的书摊有多处，南门口、南门街老银行门口、东门口、小新桥，还有大新桥东南桥爪子向河码头去的路头边，都戗放着木制的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本本封面五颜六色的小画书，摊边还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条小凳。每到课前学后，坐满了看书的“红领巾”。后来，又有人将书摊摆到了各学校的门口，于是，城中、实小、城北等小学校门口，除卖零食的糖果摊外，又增添了画书摊。而隆盛阁以有店面正规化经营的方式，令宝应城内其它书摊望尘莫及。

　　隆盛阁的画书出租不知始于何时，与其他租书摊不同的是，基本属于店的格局。隆盛阁是个连家店，前进是店，后进则是店主人的住家。坐西朝东的两间门面，正对着北大街。店门是那种多块门板一字排开，可上可下的实板门。记忆中，店门从未全部打开过，只开下每间的一部分。从大街走上两级通长连砌的麻石台阶，跨进店门，只见南面一张硕大的漆案顶着南墙摆放，鲜艳的大红颜色，给每个光顾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北半边，是画书展放处，两排书架斜靠北墙，书架上满放着一本本封面朝外的小画书。紧靠书架，又一张案桌，上面挨排排放满的也是画书。穿过店堂，好像上几层阶梯，有个小阁楼。阁楼上，除店主人两位公子的卧室外，还有几箱因被长期租阅而达一定破损程度的小画书。在店主人不装裱字画的时候，大红案多作为阅览台，分置台案东西两侧的两条宽宽的长凳，便成为顾客的坐凳。我们往往拿着选择好的小画书，或一人端坐案前，或数人头靠头挤趴案上，入迷地融入图书的故事中，专注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关心书内人物的悲欢离合。每逢星期天，店内人满为患，门槛上，台阶上都坐满了未成年人。

　　隆盛阁的小画书档次高，存书多、内容新。听说店主人定期到扬州、镇江，乃至上海去进货。凡当时新出版的，最为流行的小画书，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展示到他家的书架上，往往比县新华书店和文化馆还来得快。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的连环画，几十本一套，成套齐全。记得那时，在店内就读，一分钱可以看五本。隆盛阁还有个便民业务：只要你在租书记录簿上留下姓名住址，连押金都不收，就让你把书租回家。只不过由一分钱租五本减为三本，时限一天归还，每超时一天，加费一分。租出店的图书只限于旧书，刚进的新书不在其内。于是，每个周日，我们就像如今的泡网吧，多半天都赖在隆盛阁里，把一周来舍不得买零食，好不容易积攒的几个钱，毫不犹豫地挥霍在隆盛阁。

　　隆盛阁的主人姓戴，老两口都是一等一的好人。譬如租书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各人租书只能自己看，不可相互传阅。而我们为了花最少的钱，看尽量多的书，或兄弟数人，或三两小友常凑在一起，私下互相传看。隆盛阁主人宽大为怀，明知几个孩子并肩同览，私下传看，则睁一眼，闭一眼，故作不闻不问。戴家二老，从我儿时认识他们起，到后来在核桃树巷为邻居，近四十年，岁月的风霜好像从未侵扰过他们，真就不见他们老过。老两口衣着永远是那么格个纫正，叠角对缝，一尘不染。且不说戴爹爹仪表如何讲究，单看戴奶奶梳的那头，盘的那鬏，真正是一丝不紊，乌黑油亮。加上她那见人含笑的面容，像似饱满芬芳的春风，和煦而温暖。

　　戴家有两个儿子。二公子与我曾是“三友”：异校同届的学友，同年下乡的插友，江苏函授大学的校友。记得当年的隆盛阁，好像多半是他料理。他严格执行收费标准，绝对地秉公执法，绝不因我们相互熟悉而营私舞弊、法外施恩。假如发现书籍损坏，照价索赔，也毫不留情，不差毫分。因此，暗地里，我们多希望戴家大公子在家。大公子比我们年长几岁，我们进初中的时候，他好像已是宝中高中的学生。或忙于自己的学业，他平常对租书的业务好像不大过问，即使过问也绝不锱铢必较。他不仅仁心宅厚，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天生一个帅哥，不是一个“漂亮”二字可以了得，恐怕是当时许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绝不亚于当今的“小鲜肉”。那年，我所在的安宜民中与宝中联欢。就在宝中荷花池后面的那个食堂兼礼堂内，座西面东的舞台上，宝中高中部也上演了一个节目，好像是《麒麟调》。戴大公子扮一童子，身穿彩衣，发结总角，左手握手锣，右手持小锤，随音乐节奏，敲击手锣，与二三男女学生，穿梭起舞。他那优美的舞姿，靓丽的扮相，至今仍记忆犹新。听说他因德、智、体全面发展，被选送到北京上了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修中华武术。一般来说，学武术应从小锻炼，而他进入大学时已年近二十，要从头学起练武功，谈何容易，那得吃多少苦，淌多少汗。毕业后，原分配到上海就教，因故要求回乡，在宝应中学任体育教师。课余，组织城区少儿练武学拳，强身健体，普及中华武术。初期，他们的练武场地设在城中小学。其时，我家也住在学校大院内，闲来无事，亦常作壁上观。每日清晨和傍晚，都见戴老师指导一拨儿童踢腿拿腰，一丝不苟，极其认真。他自己的儿子亦在其中，经常看到戴老师对其严厉呵斥。未几，听说宝应武术队在多次比赛中喜获殊荣，且为家乡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武术人才。可惜的是，文革期间，戴老师受伤致残。就这样，他仍然为普及中华武术竭尽全力，至老不渝。其精神令人敬佩！

　　1959年，隆盛阁因中大街拓宽而拆毁，如今痕迹全无。那些小画书也不知流向了何处。如保存至今，肯定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价值恐怕不菲哩！

　　来源：宝应杂志；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