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文史一百题（三）

　　宝应文史一百题

　　文/刘金城

　　第二十一问：你论宝应大运河，原先是三论，后改为四论，这是怎么回事？你对宝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什么看法？

　　答：在研究宝应大运河时，我又发现了它的典型特质，所以在本质论、阶段论、特色论之后又加上了典型论，这就由三论变了四论了。

　　一个河段，具有完整的运河史，这对于中国大运河来说，是一个典型，而且是唯一的典型。这也就是我阐述宝应大运河典型论的论点与内容。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具有酝酿期、创建期、完成期及建国后的改建期，而宝应大运河对于这个历史都具备，不但具备而且还与中国大运河相吻合。中国大运河各河段，具有这四个历史时期的，别无他家，唯有宝应一支独秀。宝应大运河的酝酿期、创建期与完成期，我在前文已经论及，这里就不再重述，单就建国后改建的两大工程：运河改造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我们也都有。

　　正因为我们宝应大运河的历史是完整的，它是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折射，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与遗存便成为我们宝应大运河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

　　我将之初步梳理了一下，它们有：

　　酝酿期：

　　邗沟古镇——射阳湖镇、邗沟古射阳码头、邗沟故道——射阳湖；

　　创建期：

　　西汉刘濞沟通射阳湖、白马湖的古夹耶——大溪河；

　　东汉陈登沟通白马湖、津湖的古夹耶——宋泾河；

　　隋唐大运河故道上的唐二桥；

　　完成期：

　　明清大运河故道的减水闸与石堤；

　　明清大运河故道的安平驿站；

　　明清大运河故道的清御码头；

　　建国后改建期：

　　运河改建新水道；

　　南水北调工程；

　　大运河大桥。

　　上列大运河文化与遗存，是我们建设宝应大运河文化重要文化资源。如何建设宝应大运河风光带，这里发表我一点看法。

　　一、首先确定建设目标。

　　据我所知，扬州大运河建设目标是建设成世界大运河文化之都。我们是扬州大运河的一个河段，在目标上应该与扬州保持一致，我们又是扬州大运河北方的窗口与门户，作为世界大运河文化之都的扬州，更应该将这里作为一个建设的重点。我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设成为扬州大运河黄金段。

图/ 王红霞

　　二、整理文化资源。

　　为了实现建设目标，除人力、财力的投入外，大运河文化资源是最重要的支撑。我以为宝应有三大资源：1、古邗沟；2、大运河理论研究；3、宝应大运河典型历史及其文物遗存。

　　三、展示与利用

　　根据《扬州市旅游局编制大运河文化带旅游发展规划》，重点打造10个旅游风情小镇和推进沿运河6个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宝应的柳堡、射阳湖入选旅游风情小镇；宝应湖入选度假区。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旅游局打造好这“两镇一区”，为它们提供足够的大运河文化资源。

　　除此以外，我认为应该重建宝应安平驿站，理由是安平驿站是明清江淮第一驿站。如果重建起来，就可以与高邮盂城驿站对接，从而可以展现淮扬运河从秦到明清一部完整的大运河水陆两路交通史。

　　附：扬州市旅游局大运河文化带旅游发展规划（部分）

　　十个旅游风情小镇：宝应的柳堡、射阳湖，高邮的菱塘、界首；仪征的月塘，江都的邵伯，广陵的湾头，邗江的甘泉、瓜洲，生态科技新城的泰安。

　　六个旅游度假区：宝应湖度假区、清水潭度假区、邵伯湖度假区、七河八岛度假区、瓜洲度假区、瘦西湖度假区。

　　第二十二问：宝应安平驿站与高邮驿站比较如何？为什么称它为明清江淮第一驿站？

　　答：宝应的安平驿站，始建于何时，已无考。但从刘宝楠认为文天祥《宝应道中》写于安平驿站看来，安平驿站最迟建于宋。明清之际，宝应为南北九省往来要冲，境内设有安平驿“信使往来，官员投止便道经过者，日必数十起”成为江淮第一驿站。

　　安平驿，在县治北门外街西（今存驿丞巷），洪武元年，驿丞程子溥建。永乐十三年，主薄牛顿循式重建。正厅五间，后厅五间，过堂三间，东厢房七间，西厢房七间，库房三间，鼓楼三间，马房三间，水亭一间。站船十五只，水夫一百五十名；驿马一百零六匹，马夫十六名。知县闻人铨重修，后毁于倭。清移置县署西。

　　高邮以盂城驿闻名于世，宝应的安平驿与之相比较，则各有千秋。

　　以古而论，安平驿不及盂城驿历史悠久，“筑高台置邮亭”，秦时盂城驿便为秦亭。后以“唐馆、宋站、元赤”，在江淮驿道上，承担着繁重的邮传任务。

　　以近而论，明清两代，盂城驿站就让位于安平驿，盂城驿也就此衰败了下去。高邮的驿站后来被破坏了，重新起步，与宝应同开始于明代。以明代的历史算，宝应已早于高邮了。宝应建于洪武六年，高邮建于洪武八年，而且从驿站的编制与徭银拨款来看，都大大落后于宝应。

　　盂城驿的水夫九名，安平驿的水夫一百五十名。盂城驿徭银六十四两八钱，安平驿徭银八百六十四两。

　　这是朝廷官方之规定，但实际上差距更为惊人。宝应地丁岁入三万余两，而驿站额支一万余两，占三分之一。叶燮上任后，由于历年水患，康熙十四年起，递减为四百余两。但这时地丁岁入也仅一千七百余两。

　　第二十三问：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宝应入选一遗产河段与一遗产点，请说一说情况。

　　答：宝应入选遗产河段，名称为宝应运河故道遗址。地址在宝应县新西门向北200米范围内。

　　这段运河起始于东汉建安四年，陈登筑邗沟东道，隋唐为山阳渎，宋为楚扬运河，明清为康济河。1958年在治理淮河时，在此河以西开新大运河。宝应西门北段被截弯取直，至1982年、1983年，在中埂切除过程中，这段河被填平。现该处上为民房、厂房，所在地形保持了河道走势。这一河段，是中国大运河最古老的河段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宝应入选遗产点，名称为宝应刘堡减水闸。刘堡减水闸位于扬州大运河宝应段东岸西坡，北距宝应县城8公里，南距刘堡渡口180米，东距大运河东堤50米。2011年9月水利部门在实施运河码头整治归并施工过程中发现。经考古调查和结合文献史料研究证明，是明代运河水利设施工程的一处重要遗存。

　　刘堡减水闸始于公元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后历经修缮，清乾隆年间逐渐淤塞废弃，现为遗址状态。水闸本体由地丁、铺底石、闸墙、摆手四部分组成，东西长14.24米，南北净宽3.44米，南北均有连接摆手的残存石堤，遗址涉及面积约1244平方米。减水闸位于明代里河和宏济河之间夹堤，里运河为泄洪通道，宏济河为漕运通道。减水闸通过供、排水，既可保障漕运的畅通，又可给下河抗旱供水。是研究明代水运史、水闸构造工艺及明代堤防结构等运河水利工程史的重要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历史研究价值。

　　第二十四问：宝应于一九八二年在宏济河故道发现明石堤，它的情况及发现有何价值与意义？

　　答：欧阳洪所著《京杭大运河工程史考》对此发现很重视，专门写了《明代古运河石堤初探》一节，评价很高，现抄录于下：

　　京杭运河淮阴至扬州段，又称里运河。其间宝应河段的前身，则是明万历间所开宏济河故道。原有古石堤，曾于1958年整治京杭大运河时被部分拆除。1982年在扩建运河工程中，于11月12日挖到弧形石埂两道，从宝应县城南七公里的沿河乡境内，向南北延伸，北起新民洞以北300米处，南抵沿河汽车站以南150米处，或隐或现，断续出露，展延长度达1.9公里。

　　石埂平面呈大S形，曲率半径约为120米。每道石埂均用外光内毛的条石堆砌而成，高约3至4米，厚0·8至1.5米。大多条石长达2米，宽厚均在0.4米左右。石埂内侧，衬以砖柜，用43×19×11厘米的砖块平砌而成，高近4米，厚不超过1米。个别砖上还刻有“上用”“淮安府县字一号”“江字一号”“东字一号”“都字一号”等字样。条石及砖块之间，均用糯米汁和石灰粘合，异常坚固。砖石以下均用木桩顶托，有梅花桩、马牙桩，密集排桩等多种不同的形式。单根木桩长约1.8米，直径约15厘米。另有部分石桩一般长5至6米，最长达8米，直径为18至20厘米。石埂底面标高约为1.5至2.5米，顶部标高3.5至6米。两道石埂之间宽约15米，内砌砖柜，中间填土，从而构成一条宽阔的弧形石堤。

　　此外，在石堤的北面，还发现一道石埂，比较平直，断续出露，从石堤北端伸展至宝应县城，长达5.7公里。同时在石堤以南也发现了一道以砖为主的单列砖石堤工，由二十多层城砖平砌而成，厚0.8米左右。堤较顺直，断续可见，自石堤南端延伸至槐楼湾，长2.25公里。

　　上述古石堤出土的现场位置，正处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修“建宝应湖堤石工，自秤钩湾至宋家尖”的范围内。秤钩湾即今蒋家湾（新民洞在此），宋家尖在槐楼湾附近，两者的起迄地点，是基本一致的。石堤的高度，在《续行水金鉴》中有“计石十层”之说，按明制每层石工相当于40厘米厚的规定，恰与实测堤高4米之数相符。另外，此弧形石堤与万历六年总河潘季训再筑洪泽湖大堤的形制，有某些相似之处。且砌柜之砖，亦具明代特色。因此，可以初步推断，这条防御湖浪以确保漕运安全畅通的古石堤，就是四百年前建于明万历四年的石堤。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修建宏济河时，为缩短航程，采取顺直的线路，另开新渠。除加筑新堤外，西堤则间断利用万历四年的旧石堤改建而成。1958年整治京杭运河，又在西堤之外筑新西堤一道，形成两河三堤的格局，而残留的老西堤则变为扩建运河需要切除的中埂。因此，挖到的明代石堤，是断断续续的，有些还埋存在运河开挖断面以外的土层中。

　　古石堤正位于氾光湖湍险之处，为提高抗御洪水及风浪冲击的能力，别具匠心地采用了弧形连拱坝结构。这不仅充分显示明代堤工的高超技艺而且为研究大运河的水工建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第二十五问：今日大运河南水北调，据说古代本来就是江水北流的，有这么回事吗？

　　答：是的。邗沟沟通江淮，就是“首受于江都”，是南引江水北流入淮的。《淮安府志》卷六引杜预之言而云：“自射阳西北至末口入淮，通运道。其水乃自南而北，非自北入南也”。另有清张謇在《敬告淮会议意见书》中写道：“……考淮河旧日之深度，在今河底十三公尺以下。盖据长台建筑淮河桥，掘地十三公尺以下始见泥土，乃真正之淮河底。又查江苏之马头河营志桩，其底高在今河底十二公尺以下。该处志桩高自明代，可知当日河底真高之所在。又淮北之灌河，淮南之射阳河，与淮河故道相比较，差数亦逾十公尺……”据此看来，在黄河南泛之前，苏北确实是江水北流的。黄河南泛后，带来大量黄沙，使苏北地势从南低北高，变为南高北低，这也使得水流的流向改为由北向南。

　　第二十六问：乔莱参加乾清门治理运河之辩，是怎么回事？

　　答：先前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只说到了问题的表面，而后我读了台湾历史学家黎东方所写的《细说清朝》，才真正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在康熙年间，对于如何治理运河的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以靳辅为代表的河工大臣，主张于高邮、邵伯间别开大河，筑堤束水，历兴化白驹场入海；另一方面以直隶巡抚于成龙为代表的廷臣，主张清浚海口，以泄高邮坝下水。两种主张，争执不下。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在宫里的乾清门亲自主持这一盛大而严重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乔莱代表于成龙为首的迁臣作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的发言。于成龙在漕运总督慕天颜的支持下，取得了辩论的胜利。结果靳辅被免职，靳辅的智囊陈潢在押解到京之时病故，幸免治罪。

　　于成龙“清浚海口”的主张并不能实行，因为海边的沙绝对挑不干净，而且海水涨潮时比海边陆地要高过五尺。康熙无法，只好将靳辅复职，由他来干，干不了几个月，就积劳而死。于成龙按照靳辅的办法接着干，在康熙三十九年死于任上。康熙又派了张鹏翮来继承靳、于二人的事业，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靳辅所设计的新河也造成了，便是今天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经由泰县泰坝的“盐运河”。

　　乔莱的被罢官，与这次辩论会有很大关系。康熙受蒙蔽，不能不迁怒于他。

　　尽管“清浚海口”不可行，但乔莱的《束水注海四不可议》也确实切中蔽害。

　　第二十七问：你认为宝应明清学者大运河研究，是宝应大运河文化重要的资源，请你谈谈这方面情况。

　　答：宝应文化的优势在学术，这不仅是表现在儒学的研究上，也表现在大运河的研究上。而据我看来，中国大运河研究留下的典籍并不多，而宝应明清学者对里运河及宝应大运河的研究，就更凸显它的价值。据不完全统计，研究的学者有明郑在湄，清有朱四辅、朱泽沄、乔莱、朱经、刘台斗、刘宝楠等。

　　著书有：明郑在湄《淮扬治水纲目》

　　清 朱四辅《淮扬治水或问》

　　刘台斗《下河水利图说》

　　朱经《河防志》

　　刘宝楠《宝应图经》

　　文章有：清 乔莱《束水注海四不可议》

　　朱泽沄《治河之策》

　　刘台斗《黄河南趋议》

　　刘宝楠《上朱大司空书》

　　《乔徵君下河事宜纪事考》

　　其中以刘台斗、刘宝楠最为杰出。

　　刘台斗，字建临，号星槎，台拱弟。嘉庆四年进士，授工部营缮事主事，后迁瑞州铜鼓营同知。学有师承，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输利弊，无不洞悉源流。以水利家名目入《清七百名人传》；阮元《研经室集》收有《瑞州铜鼓营同知刘台斗传》。

　　名著有：

　　一、《下河水利集说》。辑录了多种水利奏疏及史志材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间亦有刘氏按语，表达了自己看法。例如，他支持靳辅“束水”之说反对乔莱《四不可议》，进行逐条反驳。后来事实证明，乔莱治河方案不可实施。

　　二、《黄河南趋议》。此为清治河名著。明黄河南溢，入射阳湖，众议欲因势改建新河，由射阳入海。公作此议，上之河督铁保，言新河有难者四，议遂寝。避免了因黄河治理方案的决策错误而带来的灾难与损失。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道光二十年进士。经学大师，亦精于水利。代表作有《论语正义》《宝应图经》等。

　　关于大运河的研究著述有：

　　一、《宝应图经》：

　　这是刘宝楠私撰的宝应县志。其中有关于宝应大运河的系统研究。从吴王夫差筑邗沟始到明舟不复由四湖的完成，得出了“邗沟十三变运河成”的著名论断。刘宝楠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最早的系统研究了大运河；他虽然研究的是一个河段，但他对大运河的起始与终结的认识，完全符合现代学者的观点。他又是第一个将邗沟概念引入大运河的学者。应该说，刘宝楠是中国运河学奠基者，并不为过。

　　二、《下河事宜纪事考》

　　道光七年，刘宝楠作《下河事宜纪事考》，论述乔莱《谏浚下河海口疏》之得失，兼采乔莱、靳辅、刘台斗治理下河方案之所长。

　　三、《上朱大司空书》

　　道光十一年秋，高邮河决五百丈，十邑之民，田庐尽没。刘宝楠目击时艰，上书时任工部尚书朱士彦，陈述运河历年之害，并提出自己的治河方案。

　　刘宝楠的治河思想，我们可以从汪喜孙《从政录淮扬运河议》可知，文载：

　　道光十二年秋，户部侍郎荀文征奉命勘运河，以河事询于汪喜孙，汪询于刘宝楠，刘宝楠以堤不可加，宜清浚河答之。后因不听其言，后悔之。称赞刘宝楠为“真深知水利者”。

　　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