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9）长篇励志纪实文学《已耕岁月》：童心重创｜周以耕

　　1964年，社教工作队毎天组织居民政治学习，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不落。进入大揭发大批判阶段，居民每家每户要按期提供一份用毛笔放大写成的揭发批判内容的大字报。我家邻居大多不识字，我成了那个圈子里的“秀才”。给我提供了用实际行动做一个听党话，跟党走，好学上进好孩子的机会。

　　那年暑假，邻居们的政治任务全由我包干。在报纸上摘摘抄抄、拼拼凑凑，然后用毛笔抄写在整张的大白纸大黄纸上。我比较执着，帮人家的事不分白天黑天不干完是不会丢手的。大爷大妈们见我辛苦过意不去，总要给我五分、二分的硬币，说是给我买烧饼吃。我不要肯定不行，他们害怕我下次不帮他们忙，担心会给他们带来很严重的政治后果。

　　恰恰相反，我很乐意帮他们撰写批判文章抄写大字报。撰写批判文章没有质量要求，胡编乱说随意夸张，偏离事实不偏离政治主线就是好文章。而且所用笔墨紙张都是他们免费提供的，我不用花钱就能练习写文章，练习写毛笔字，又能为大家帮忙解难，两全齐美的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呢？

　　妹妹该到上学的年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母亲无力让妹妹上学。社教工作队有给市民扫除文盲的任务，这一年，在社教工作队的动员帮助下，妹妹幸运地跨入了城南小学的校门。一个无正当职业的妇女独自养育两个小孩，还要培养两个小孩读书上学，可想而知母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迈过这道坎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

　　转眼间，我上四年级了。实验小学试行五年毕业学制，进入四年级就是高年级了，学校把四个班分成五个班，我被分在新组建的班级。这个班有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乡党委领导的小孩，人称“红孩班”。

　　班主任依据学习成绩让我担任少先队中队长（二道杠旗手）、副班长、学习委员。职务提升，学习压力陡增。算术是我的强项，作文是多方面综合知识的运用，纯靠课堂听讲难以得到提高。因为家里穷，我张不开嘴向母亲要钱买这买那，没有写作辅导教材，没有课外阅读资料，作文课目一时对我造成很大压力。中午放学回家没有米饭只有山芋填肚，长期如此厌恶反胃。干脆，我趁中午空档滞留学校，翻阅别人遗留的小人书和课外读本“当饭吃”，从中汲取文学营养提升语文写作水平。

　　高年级美术课开始使用水彩颜料作画。一位同学邀我陪同去买水彩颜料，他劝我也买一盒。我拍拍干瘪的衣袋，说身上没带钱。他要借一角一分钱让我买，雪中送炭的好事巴求不得，我答应十天内还钱给他。然而第二天，这位同学被家长拽着来到我家，硬说我骗了他儿子的钱。在人多广众中大喊“老子反革命，儿子绝不是好东西!”容不得我作任何解释，母亲气得语无伦次、不知所措。邻居们对这位家长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驾势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指责:“一人做事一人当，说事别扯上人家老子，这家人孤儿寡母够可怜了，别欺人太甚!”“以耕是诚实伢子，帮我们忙给钱都不要，怎么会骗你家儿子的钱？我们不相信!”“让你儿子自己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众人威严之下这位同学实话实说，澄清了事实真相。家长满脸羞色，承认言语不妥，向我家赔礼道歉。一角一分钱的债务弄得我和母亲脸面丢尽，多亏邻居仗义直言。真正领教了什么是“一钱逼死英雄汉”。从此，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绝不轻易向别人借债，与公与私都不随便突破这个规矩。一次记忆深刻的债务，让我受益终身。

　　一天，班主任找我母亲商量事情。原来是班主任怀孕要生小孩，请母亲到她家当保姆服侍月子（月嫂）。保姆的工作是全天候不能回家的。当时我十一岁，妹妹八岁，一边是我们姊妹俩的生活无人照应；一边是儿子老师的事情不能推却。母亲左右为难，问我怎么办？

　　我说：“妈妈你到老师家，妹妺由我来照应，买米买菜，生火做饭，洗衣挑水我全能干，你放心地去吧!”于是，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不得不开始当家作主。

　　那段时间，我起得早，睡得晚。天麻麻亮，缸里的水已经挑满了。早饭做好了，叫醒妹妹起床吃早饭，吃完早饭背着书包去上学。中午放学撸起袖子做中饭，饭后便是洗衣晾衣一套事，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便是买菜做晚饭，姊妹俩吃过晚饭夹着书本到隔壁颜大爷家做作业。

　　颜大爷老夫妻俩同情我家的处境，待我们似若自家小孩，主动要我们去她家做作业。他们喜欢我们聚精会神埋头作业的沉静，喜欢我们手捧书本朗朗诵书的童音。晚上到点，老俩口总是左顾右盼我们的到来，或是站在门口喊一声“以耕啦!不早了，快做作业了!”古代“凿壁借光”，“借光”实属偷光。而我们却是光明正大的借光，节省家里的煤油钱。

　　有时做完作业，颜大妈会说“读书动脑筋，要补充营养”，便从土灶汤罐里端出一碗热乎乎的油炒饭叫我们吃，油香葱香蒜香汇集着钻进我的鼻孔里，这是我记忆中吃过最香的油炒饭。老夫妻俩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的神态，他们笑得满脸像花儿一样在绽放。

　　长夜漫漫，我从小就习惯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或作业，那些课本也成了我在孤寂的寒夜中感到温暖和不再畏惧的精神抚慰。每天的一套流程紧张有序，一着不乱。妹妹不听话或做错了事，我会一本正经地批评教育，俨然一个成熟的小大人模样。那段连轴转的时间既紧张又充实，兄妹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油然而生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母亲中途回家一次，看到家里的一切，井然有序，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邻居们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夸我能干。母亲到人家做保姆，我既上学又兼保姆，既是小孩又是家长。像一名战士经历了一次名符其实的独立实战演练。

　　班主任产期结束，母亲回家了，我们姊妹俩像两只久别母爱的雏鸡“叽叽喳喳”地围在母亲身边。母亲搂住我们姊妹俩，一会儿看看我的小手和小脸，一会儿亲了妹妹的小嘴巴。母亲意味深长地说：“金旮旯，银旮旯，不如自家的穷旮旯！”眼窝里荡漾着晶莹的泪花，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班主任丈夫是某乡下的领导干部。班主任在与母亲闲聊中得知我家父亲的情况，吃惊不小！历史反革命家属在家里做保姆，儿子在自己教学的班级里当班干，非同小可，是路线问题！让别人知道会惹来很大麻烦。

　　假期结束的班主任，上班不久便在课堂上当众宣布：由于我父亲的政历问题，免去我的副班长、中队长职务。

　　瞬间，我的头“嗡”的一声，全身热血潮涌，包裹身体的皮肤紧绷着，膨胀得要爆炸。低垂着的头慢慢地落在课桌上，羞色难掩，童心遭到重创。同学们还没弄清楚啥回事，你望我，我望你，一阵“叽叽喳喳”的嘈杂声，教室里沸腾起来。我无地自容，地上有条缝，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一头钻进去。

　　放学了，昏昏沉沉地往家走，同学们斜视的目光和躲闪的身影使我一下成了同学们的另类。遥遥无尽的回家路伴随着屈辱和冷漠。

　　到家了，母亲见我泪眼蒙蒙，神色恍惚的样子，担心我在外面闯了祸。我把门关上，讲了学校里发生的事，这下母亲显得很平静，含泪委婉地劝我：“以耕，上学是学知识，要好好地学，学到知识是自己的，班干早该不当了，这是命里注定的！”

　　想想现实中发生的事，人群被划分成三六九等：有人昂头挺胸，高高在上，趾高气扬；有人平头直视，笑脸逢迎，点头哈腰；有人垂头走路，小心翼翼，低三下四。我从娘胎里出来就被“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打入人间地狱，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一个低微至尘土的人，是一个没有任何尊严的人。人要有自知自明呀!我这种身份哪有资格带领少先队员们升队旗，举着小手领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呢?

　　第二天，我噙着泪水，背着书包去上学。抬头远望，阳光倾鈄直下，路旁的树木依然挺立，路面被照得光怪陆离。崎岖曲折的路下走着凄苦无比的我，而我不知道，我的世界为什么总是阴雨连绵难见明媚，我的人生道路总是那么泥泞不堪步履蹒跚？天不作答，地也无语，我万死也想不通？

　　我被免职的事，班上同学有着多种反应，特别是家庭政历不清白的同学因我的事也被吓得不轻。班长姚春元的父亲与我父亲情况类似，姚班长想方设法不透露家里的任何信息，我也死死为他保守住这个秘密。我们是同病相怜，同病相惜，同为天涯沦落人。

　　现在想来，班主任在那个年代，立场鲜明，政治分清，无可厚非，但是对这事处理的方式方法值得商榷。

　　可要知道我那时才十一岁呀！她考虑过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吗？考虑过在课堂上五十多名同学的面，公开我家的“秘密”，宣布对我免职造成的负面影响吗？考虑过对我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地打击，以及留给人生长远的阴影吗？考虑过我母亲离别家庭，辛辛苦苦为她服侍月子，得来的却是如此回报，母亲能承受得了吗？

　　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有很多种，既可以让我退出班干，又不对我和母亲造成伤害，其他同学也不会有什么察觉。难怪学校里经常出现学生受不了、想不开、思想负担重等等原因而导致的一系列自杀事件，这与老师的教育方法不当有很大关系！

　　尽管经历了免职的无情打击，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学习委员职务被保留下来。动荡的心在逐渐地恢复平静，我热情活泼的外向性格变得内向拘谨、沉默寡言，像一只柔弱的羔羊任人欺凌，忍辱负重，伴随岁月流淌一天天长大。

　　我常在心里嘀咕，颜大爷是搬运公司挑箩工人，还有我家周边邻居们都是劳动者，同属于“红五类”，是纯粹的革命动力。为什么对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对待呢？是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不高吗？根本不是！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延绵不绝，源源流长。这是人性的证明，至真至纯的人性无处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泯灭，特定情况下显得尤为光辉耀眼，暖人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