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芹

        杜怀超

　　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芹芹。这些命名在今天看来十足奇怪。方块字那么多，乡间的名字为什么就那么几个？模糊与混沌，很多时候在喊水芹的时候，喊成了另外的人了。张家的水芹和李家的水芹，同样分不清，但他们无所谓，各自的家人总是能够分得清楚，不管是看背影还是黑暗中倾听她的脚步，没有一个认错自己儿女的。

　　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备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地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佛则被村里的学究所替代；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继续青灯古佛，执著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时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都在神龛前默诵，所为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我和水芹一样，成为我们村里最早背起书包、走进学堂、谛听大地心跳的人。

　　水芹比我姐姐们幸福，至少水芹有机会上学。我清晰记得，对水芹的关注是从童年开始的。物质的充盈，人类的嘴巴早已远离了这些野草，他们把那尖尖的嘴巴对准了动物血肉、内脏和机器产出的膨化、烧烤食品产生兴趣。失去人类嘴巴关注的水芹，依旧没有逃脱其他动物的关注。旧时，我经常和村中的水芹姑娘们背一竹篮，在野地中打猪草，醡浆草、车前子、荠菜、水萍、水芹，都是我的囊中之物，都是成为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

　　堂弟姊妹七个，他老小，水芹是他三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是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晓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营养自己。堂弟从中学开始，猪式的生活就开始了。乡村门楣下，谁家能供养起七个人的上学？所以选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婶娘惟一的选择。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日子的主旋律，锅台、乡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艰涩。其时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地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9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

　　堂弟回忆往事，泪水总是不住地涌出来。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的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惟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猩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芹、三姐丽芹去了南方那个叫着东莞的地方，彼时，正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异乡的打工生涯。二姐二十一岁，三姐二十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与命有关。

　　堂弟考上大学时，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倾情付出，已经把她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自己读书。然而堂弟没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芹负担轻些了，美芹、丽芹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堂弟说，还好，我们都没有成为作家小说中的“涂自强”。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远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了，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不知道姐姐们过得好吗？

　　惟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宝应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