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往事拾零：华雨九先生二三事

　　文/何平

　　最早认识华雨九先生是在刚上初一时，那一年宝应师范停办，大部分老师便转到宝应中学来了。我母亲和华雨九先生都是原宝应师范的老师，而且华先生的夫人沈坚老师也是我在实验小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所以是比较熟悉的。也许缘悭分浅，我没有成为华先生的学生，没有听过他的讲课，但他对我的教诲与关怀却是我难忘的。

　　华先生家的藏书是不少的，我喜欢看书，而县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已经几乎都看过了，苦于没有可看。一次和母亲去华先生家，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许多书，而不少书是我没有看过的，就向华先生提出要借阅。华先生很爽快地答应，让我先挑几本，我就从书架上选了四五本书。他笑着说：“看完了再来换，不过，有一个要求，不要转借。”在这以前，我和同学们都是有书共享的，大家换着看，我也不知道有人不愿意让书在更多的人之间传阅。但是，从这时起，我知道了要尊重书的主人的意愿，如果书在多人间流传，不仅会损坏书，甚至还会丢失。我总是看完后，及时还给华先生，再借更多的书。华先生是很健谈的，有时还会问我一些有关书上的问题，然后对我进行指导，使我获益非浅。

　　有一次，我在家里练习写毛笔字，他到我家来串门，很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说：“写得蛮有骨子的，好好练。”这句话对我的鼓励很大。我父亲曾经说，写字要有天赋的，不是勤奋地练就能写好字的，所以我虽然也在练字，但对写好字没有太大的信心。听华先生一说，我对练字更感兴趣了，也练得更认真了。

　　“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专栏，都是用毛笔书写的，经常由潘大白先生与华先生两人写标题和对联，我和同学们都会像欣赏书法作品一样仔细观看。后来他和韩厉观老师都被批斗，经常看见两个人抬着水桶浇菜。华先生身体肥胖，行动不便，虽然韩老师在后面尽量把水桶靠近自己，可华先生还是走得歪歪跄跄的，让人看了真觉得不忍心。

　　我从扬师大专班毕业后到宝应中学任教，那时华先生已经落实政策，调回曾经工作过的《江苏教育》杂志社任编辑。因为他家庭还在宝应，所以时常回宝应，只要回到宝应，就会到宝中来坐坐，和诸位老师聊聊天。他已经恢复了健谈的性格，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外面的事，我有时也会凑凑热闹，听他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只是但和他的接触并不多。

　　再后来我调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我们全家到了南京，他和夫人沈坚老师还有儿子华源也到了南京。他有时来家坐坐，和我父母聊聊天，问候问候。

　　有一次母亲告诉我，华老师来我们家，向她提起为我介绍对象。当时我虽然离婚三四年了，但已经从出版社辞职了，自己办个书店，整天忙得团团转。我母亲就回绝了他，说我现在无暇顾及个人问题，等等再说吧。母亲告诉我，他是步行从家里走来的，走得满头大汗，是很辛苦的，要我有机会向他表示感谢。

　　华先生给我介绍的是我在宝中时的同事、医务室的史萍，是他曾经的学生、史萍的嫂子田舒妮请他出面的。他见我母亲回绝了，不能完成田舒妮的托付，就转而找到韩厉观老师，说，看来我的面子不够，你与何平关系不错，你再去说说吧。后来在他们二位的撮合下，我和史萍结为连理。我们结婚时在南京请客，我还恭请他光临，他说年迈行动不便，请儿子华源到场。我一直心怀歉意，只能在电话中再三感谢他了。我和史萍的婚姻生活是很幸福美满的，这要感谢华、韩两位先生的热心。

　　那时的华先生是非常肥胖的，体重很重，血压也高，还有不少的疾病，但他很乐观。他对于自己活到七十多岁，非常满足。他的这种豁达的心态让我非常钦佩。

　　后来，我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我已经在上海工作，也没有去吊唁，表示我的哀悼，这一直是个遗憾。

　　去年我们实验小学62届四班的同学聚会，教过我们的老师大都已经仙逝了，但沈坚老师还健在，已经九十二岁了。我们专程去老年公寓探望了她。她见到我们很是高兴，还和我们照了相。也许是天国里的华先生还在保佑着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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