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墓志铭，看600年前宝应人的生活

　　文/梁正洋

　　1989年冬，我参加宝应县山阳镇长虹河（旧称三里沟）疏浚工程，在春光村长圩组附近工段，今四季馨家纺大门东约40米处河底，黑粘土层内近2米深处，在达河底高程时，挖出古墓一座，砖砌椁室，已坍塌，出土铜镜、簪子、玉珮等女性饰物用品数件，骸骨数块，墓砖数百块，少量棺木碎块，未及墓底。铜镜、簪子、玉珮等物，为村民郭某所得，骸骨、墓砖散失，未见别的物品。距此墓东十几米远，同一高程上同一天亦挖到砖砌椁室一座，较小，不似成人墓，完整坚固，挖开后，我和村民数人探摸，无所一物。数天后，时任长沟派出所长李学富，县文化馆陆书香闻讯找郭某，所获物品均征收归县文化馆保存。

　　1998年冬，挑宝应运河二桥接线路基。再次拓浚长虹河，在十年前出土铜镜等物位置再出土墓砖许多，幕志铭一块，未见他物，上记载有墓主人生卒情况，为夫妻合葬墓，与89年出土之物吻合，当为同墓之物。墓志铭石因为墓中物，抛野外多时，后为长圩组一村民搬回做水码头，后听人说有文字可能有人收，便收在草垛中藏了十多年。前年，我得知后，多次去观看，也曾陪扬州文物专家印志华先生、县博物馆季寿山馆长等有关人员察看考证，解读铭文。

　　（扬州市文管所文物专家印志华先生、宝应县博物馆季寿山馆长前来考证）

　　墓志铭不同于立于地面上的墓碑，是放置于墓穴内的葬品。其作用一是记述死者生卒生平事迹；二是作为死者在阴间的地契，证明这块地为其所有。宋以前墓志铭皆为方形，自元始有长方形。春光出土的墓葬是元朝后期墓葬，墓志铭长方形，高62公分，宽34公分，厚8公分，材质为页岩石。这与扬州地区墓志铭多为砖质不同，因扬州本地不产石料，石料多为外地开采运来，获取及加工不如砖类易得易刻。上有楷书文字如下：

　　大元故梁隐君永之圹誌铭：

　　隐君，讳士通，字永之。其先河南人，早从事行伍间，当至元混一初，即不乐仕，隐于商。游淮之宝应，因县东隅里地旧产瑞芝，喜曰：“是可居”。遂买田宅居焉。家饶赀蓄，用甚俭，事事则谨，饬循礼法，乡邦称之。春秋八十五，生中统庚申岁七月二日，终至正甲申岁正月八日。终之年十又一月庚寅，葬于县北三里运河西之新买庄。妻氏姓孙，以至正二年三月三日终，享年七十有三，至元前庚午正月廿四日其生时也。今合葬。子三人，宏，高邮宁国万户府提控案牍，早世。伯颜，以内台宣使授浙东海右道廉访司照磨，官将仕郎。渊，太尉府宣使。孙四人，皆读书学礼。鸣呼，今之制，凡治葬必刻誌石载其事，纳诸圹，以示久也。铭曰：德充于身誉于乡，泽之深，流之长，子孙世世其永昌。

　　（春光村1989年出土的元代墓志铭正面）

　　铭文记载墓主梁士通，生于元朝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卒于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享年85岁。夫人孙氏，生于前至元七年(公1270年，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卒于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享年73岁。此墓为夫妻合葬墓。梁士通早年投身行伍，于元朝统一不久（混一初），弃官从商，安家在宝应城东。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各任提控案牍、照磨、宣使，不幸的是长子梁宏先于父母去世（早世）。

　　（墓志铭背面）

　　闲时反复细读，从中探寻到一些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

　　1、履历：梁士通出生于元中统元年，其时元朝尚未统一。至正四年85岁去世。年轻时从军征战，为国家的建立和统一作出贡献。国家统一后不久，30岁左右的梁士通“即不乐仕”，看淡仕途，退役辞官，弃戎从商，他没有回老家河南，而是选择在宝应做了隐士。想来，他在军中官职不是太小，算是有些身份的人，否则没必要“隐于商”，也称不上“隐君”了。当然，隐士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很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妻子、儿子、孙子的情况亦清楚纪录。

　　2、物产：梁士通多年行伍，征战各地，又游历经商，定精熟官商两道。从其子孙两代看，其家庭传承亦不差，应具有很广的社会阅历和较深的洞见。一个外地人能看中宝应为其终身居所，一定是当时宝应具物阜民丰且稳定安逸的社会基础，又“因县东隅里地旧产瑞芝，喜日：是可居”。因为宝应城东某地以前曾出产灵芝，是极具灵异征象之吉地，才吸引了他。

　　3、社会风气 ： 墓主梁士通家中富有，但崇循礼法，俭节勤勉，睦邻友邻，“家饶赀蓄，用甚俭，事事则谨，饬循法礼，乡邦称之”，以他多年军官又多年富商的身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带头倡勤俭，遵法礼，守规短，谨慎做事，谦虚做人，与邻为善，开了一方良好风气，成为地方名人，深得乡邻拥戴。

　　4、地名 ：其记录“县北三里。…。”与现在我处民间所称“三里沟、四里沟”等吻合，和刘宝楠著《宝应图经》中明万历宝应四境图上标注“三里沟闸”等记载亦吻合，表明民间二里沟、三里沟、四里沟、五里沟等地名皆古已有之，是为古地名。县“东隅里”或县东“隅里”或为地名，已难寻其所在。亦或仅指县东某地。

　　5、元时运西山阳 ：古人迷信好风水，自古视灵芝为吉物，视灵芝产地为吉地，元人亦不例外。梁士通刀尖舔血多年，定更信此道，谙此礼，择此吉地喜而居之亦为当然了。古人尤重墓葬风水，葬必请风水师找寻吉地，为先人建吉（阴）宅。梁士通从正月初八去世到十一月下葬历11个月，除当时孝仪外，寻找葬穴当为一重要原因，这是符合古人葬俗的。从县城东到运河西买地为墓，定屡经风水师反复多处寻勘比对，认定此“新买庄”乃上好吉地。一个“买”字充分说明其时运河西我们山阳的先人们土地权属明确、地权买卖规范，耕种有序，生活安定，人兴气旺。而当初梁士通“喜曰，是可居，遂买田宅居焉”，同样反映当时宝应社会房产土地市场成熟、规制严整、秩序井然，各行各业贸易活动频繁。

　　（印志华先生观看墓志铭）

　　6、元后期宝应社会状况 ： 梁士通从三十岁经商，长期在宝应淮安间经营做买卖，积蓄了丰厚的家财，选择宝应定居作为终老之地，足以说明当时宝应淮安商业较为繁荣。而商业繁荣有赖于该地区人口稳定，社会安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状况良好，市场成熟度高。这种状况当时宝应是具备的，至元朝后期亦然。梁士通死后停棺11个月才下葬，妻子早在两年前就已去世，待其去世后寻得“县北三里运河西之新买庄”之风水地“合葬”，显示其子孙严格依照当时葬制行事，事事依规，从容而为。三个儿子均为各处官员，孙辈“读书学礼”。凡此种种，尽显当时国家安定，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富足、从容、安逸、太平，尚无战乱灾祸迹象。

　　墓葬中随葬品仅发现铜镜、玉佩、簪子等物，椁室不大，较简单，符合梁永之一生节俭习惯，而其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葬得更好一点，这和古代厚葬习俗相左。或许，元人不尚厚葬。蒙古人在统治汉人又被汉文化不断同化过程中，保留了游牧民族葬制简单的习俗，并影响了汉人。这可能是考古界一直找不到有价值元代墓葬的原因之一，是能找到历史依据的。

　　距梁士通死后不过20余年，富足安逸的元朝瞬间灭亡。历史资料显示，元末张士诚农民起义盘居扬州高邮，在宝应和元军、北方起义军数次激战。“元末因战争水灾，宝应人口大量迁出，全县人口仅2万余人……”，人口凋敝，满目疮痍，荒凉不堪。尽管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欧亚大陆二百余年，但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的元朝不过80多年便烟消云散，应验了“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历史定律，很值得后人深刻思考。

　　7、行政区划： 墓志铭中明确记述“淮之宝应”，说明元时宝应隶属淮安。墓志铭制于元后期社会稳定繁荣之时，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以梁士通一家人之身份、社会地位诸状况，记错县域归属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其可信度很高。《宝应县志》等一些地方史料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安宜）府废，宝应县改隶高邮州”。这些记载和铭文记述不符，应细加探究。

　　8、铭文的撰、书、刻 ： “凡治葬必刻誌石载其事”为古代葬制传统规仪，历来墓志铭多歌功颂德，不吝赞美虚夸之词。此铭文亦不乏溢美之词，但其行文朴实，描述准确，具较强的记事性和纪实性。梁士通军旅多年，一定是遵守纪律，服从上级，令行禁止，不越规矩；而诚实守信，和气待客，崇勤尚俭从来就是商人之立身之本。这让其“家饶赀蓄”又养成“用甚俭，事事则谨，饬循礼法”的品行特质，得获“乡邦称之”。其描述非常符合其生平经历。且记述其子、孙时亦只记事实，不缀赞词。因此，铭文描述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铭文12行，272字，方形双边栏。上部楔形，有单边栏，边栏内无字。铭文字阔约1。5厘米，方形略长。楷书，书写工整端庄，用笔爽利，笔画劲挺有力，书写不徐不疾，点划饱满温润，从中可以真切体会元人楷书之风貌，感受元时宝应文人气息和书写艺术风格。

　　铭文凿刻娴熟老练，用刀精准利爽，字虽小，字字清楚，笔笔到位。刻痕“V”形，较深，底锐，字口光洁干净，坡面爽滑，线条挺劲，转折点划准确自然，虽有些许刀误，显出刻者识字不多，却无崩裂粹滑之迹，可见凿刻者功力较为深厚。从铭文的撰、书、刻来看，作者当为民间较有名望的文人工匠，皆各尽所能，精心而作。虽非名士大家，更显当时社会崇文尚艺风盛，文风朴素，民间艺术盛行，艺人技艺不凡，可见宝应古来崇尚文化之一斑，得窥元文化之繁荣。

　　9、 水灾：墓葬棺椁尽在河底黑土中，黑土土质和运东相邻之安宜镇齐心村地表土质完全相同，高程一致。其上覆盖的深厚黄沙土层和附近黄土层次结构一致，一层覆一层，层层叠加，层线非常清楚，薄厚1-2毫米至20-50厘米，上下百余层，上部层次密而薄，下部层次疏而厚，水沉痕迹显著，灾情轻重时序赫然，无人为扰动痕迹。如树木之年轮清晰记载着运西地区曾经的灾难，清楚表明墓葬是在水毁冲积前所葬。此前我村内曾于1974年疏浚东西大沟河底，1982年大运河中梗切除河底也出土过古墓，均和此墓在同一黑土层内，其上覆盖黄土层特征亦和此处黄土层相同。表明墓葬时运西地表为黑土，和运东相邻处地表一致，未有水患之虞，更无黄土存在。料想，梁士通的子孙也决不会葬先人于水灾险地之中。史料也表明自古而元末明初宝应从无水灾侵害，两岸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完全一样。而今两岸地表高程齐心村4米左右，我村长圩附近7米左右，相差3米，皆为黄土堆积，则全是后来水灾所致。

　　此后元灭明立，黄水夺淮开始对本区域造成深重危害，形成长久灾难，导致包括山阳在内的运西广大地区400多年的水毁。“盖高、宝诸湖，周数百里，受……七十余河之水，夏秋泛溢，势若滔天”，致运西我区一片泽国，湖波浩淼，风急浪高，漕运常覆，湖床抬升，地势渐高。“白马湖……其当湖心而东者，为八浅堤，漕河所经也。万历初，为湖水决坏。潘季驯……筑西堤于湖心浅处”。表明明万历年之前，我区已尽没白马湖中，成为潴留并泄行黄淮客水的洪水走廊。宝应至黄浦至淮安里运河亦此时穿湖筑堤而成，漕运得保，而运西水患愈重，昔时农桑宝地成为鱼鳖乐园。数百年的黄淮浸漫和搬运，带来黄土3米多深，造成运西人口巨大灾难，断绝人居数百年。这在《宝应县志》、淮河史、黄河史、漕运史等水文史料中多有记载。从运西3米以下原生黑土层中有墓葬，而客土黄土层中下层无墓葬，只在表层有极简陋的贫民墓，表明清咸丰5年（1855年）黄河北归，运西水退滩出，此前后运西地区人口活动才又逐渐频繁并开始定居，均为极贫困之逃荒穷人。民间传说“河西是花子滩，早先没人”，即指运西人口明清间水灾导致的巨大变化。本区各家谱中记载家族迁居运西代数多为8——10代近2OO年，也可探得运西人居变化之端倪。

　　10、研究价值 ：宝应运河西我们山阳等地明清时期数百年水灾，危害深重，地表大幅抬升，人口活动中断，历史遗迹尽皆湮灭，留下的历史资料极少，又缺少古墓葬出土，难以查证明以前的史料。此墓沉没湖底埋藏地下654年后出土，是山阳地区极少且极有价值的古墓葬，此墓志铭可能是山阳目前仅有且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实证，直接反映了山阳地区元时人口活动的一些状况，衔接了山阳因水灾中断的历史，对山阳历史乃至宝应运西历史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印志华先生详细考证墓志铭，讲解古代墓葬习俗，葬制变革，地域特征，墓葬考证等，还讲述了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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