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屋

　　父亲的老屋

　　文/唐汝邦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

　　那年他60岁，刚刚度过那一年的春节。

　　那时我14岁，初中一年级刚读了一学期，正是需要父亲陪伴、父爱庇护的懵懂年代，那时甚至不懂父爱的失去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我现在也已歩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

　　父亲是因胃癌离世的。30多年前的胃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应该还是不治之症。父亲没有去扬州、上海的大医院求治，甚至连宝应县城的医院都没有去，只是在附近的射阳湖镇里的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到了家中，请同村里的赤脚医生注射点葡萄糖、止疼剂。说实话，我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日是怎么想的。但我相信，父亲最割舍不掉的人还是我，毕竟他四十多岁才有了我，而我还未成年他就将不得不永远离开我。

　　那时我不懂得生离死别是什么。甚至在父亲弥留之际，我还在村口的戏台玩耍，还是邻居叫我回去的。父亲离世之时，眼角还挂有泪水。

　　父亲患病之后，一直引以为愧的是身患癌症。他说他一生从不做坏事，怎么会得癌症呢？按他的想法，只有坏人才会得癌症。还好年长我几岁的哥哥见多识广，他说周总理和你一样也还是胃癌呢，他也不是坏人呀，主要是人太劳累了。而我也找了一些报刊杂志，了解癌症知识，告诉他长期吃腌制食品、一日三餐不规律、太劳累是胃癌的主要诱因，以安慰父亲。当然，当时的我也只是照本宣科，直至现在，我也不知患胃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只知道父亲是因胃癌而离我而去了。

　　也许过于劳累真的是癌症的真正诱因之一，因为父亲的一生实在是太累了。

　　父亲出生在一九二几年。

　　年轻时和母亲曾漂泊在上海黄浦江边、苏州河畔一带，以贩卖菱角、荷藕等时令蔬果为生。因为长期居住在船上，没有固定的居所，而父母亲又要常常挑担子上岸做买卖。父母攒了一点就换金耳环，串在父亲的裤腰带上。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金耳环为什么能串在裤腰带上了。当时他没有帆布裤带或者皮裤带，只是用一根绳子或长布条做裤带。母亲告诉我有一段时间生意特别好，不知是经过了几年，父亲差不多攒了一裤腰带的金耳环，然后不知怎么给人发现，都被抢走了。而这一裤腰带的金耳环是父母长期的辛劳、母亲累出了病、走失了一个孩子为代价的。母亲说那一段时间生意特别好，可能是因为春联都是请人写的“只要生意好，不求发大财”。但自我记事起，家里再也没有写过那样的春联了。后来上海又发生了战争，父母离开了上海，回苏北的里下河的家乡。在江南准备北渡时，有几个人求父母带他们过江，其中有一个人还要父母等他一下，他要返回做点事。在能听到远处的枪炮声时，父亲还是等了那个人好长时间，带他过了江。这是母亲讲给我听的。

　　父亲与枪炮声的故事，还有一个，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很是平淡无奇。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经常开着小炮艇到里下河地区的家乡扫荡。两个新四军小战士带着父亲在内的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日本兵小炮艇经常经过的河流上堵上坝头，以阻拦日本小炮艇，使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地。哪知还没有全部完成任务，日本兵小炮艇就开过来了，两个新四军小战士安排大家分头撤退，撤退途中有一个女抗日积极分子还中枪挂彩了。这样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当初的新四军战士和那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可能健在的已经很少很少了，不知他们有没有向他们的后人讲过这样的往事？不知他们的后人还能记起这个故事？

　　对了，这个村庄叫落潮堡，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极其普通的村落。

　　父亲在生产队管过水利、培育过稻种、养过牛，也曾承包过村里的圩坝长过瓜果蔬菜。我还小没上学时或者寒暑假，总是跟随父亲身边，我可能是我们同龄人中最早见识过柴油机各个部件、分辨排渠/灌渠、和初生牛犊玩耍、辨识瓜果蔬菜是否成熟的人了。当然，我还和他一起卖过蔬菜，甚至还独自一个人守过摊。

　　父亲是一个十分辛劳的人，总想多攒一分分的钱。走在路上，哪怕路上只要有一根枯草、一根小树枝，都要弯腰捡起来，聚集起来卖给人家。夏天，他会跳到无主的沟渠里，不顾水里水蛇、蚂蟥，以及空中飞舞的密密麻麻的蚊虫、牛虻，割草卖钱。

　　他不但自己辛劳，他要求妈妈、未出嫁时的姐姐、哥哥都一样，起早贪黑，编织蒲席、柴帘。那时没有电灯，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都要干到很迟很迟，姐姐年轻时就说眼睛不好，完全是未出嫁时连晚做蒲席累得落下的病根。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我的又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因饿或因病夭折了，当时的母亲正忙于父亲安排的事务。母亲告诉我说，小孩当时要妈妈抱抱，但母亲怕耽误时间受到父亲的责难，没有抱，直到这个小孩离开这个世界时才发觉。父母他们的那些能够长大成人的小孩只有姐姐、哥哥和我共三个人，夭折的、走失的比这个多得多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永远的伤痛。但现在这个要抱抱而没有抱成的小孩的失去，让母亲一度精神失常。母亲去世刚十年有余，去世前每每提起这些往事，仍是十分伤心，对只顾挣钱、攒钱，不珍惜他自己本人和家人的父亲，仍是不能谅解。

　　父亲一分钱恨不得分成两分钱、多分钱花，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为家人多花一分钱。

　　那时每年春节前几天，生产队会安排为每家每户分几条鱼，他总是把大一点的挑出来卖给人家，自家吃小的。除了逢年过节，家里很少花钱买菜，除家里长的瓜果蔬菜外，餐桌上常年都有的只是咸菜。鸡蛋、鸭蛋……除了我们当地的习俗，每年的立夏必须买、还有就是每年小孩子的生日那天必须煮一个鸡蛋外，很少见到。当然，家中来贵客、重要日子也有可能买的。父亲爱干净，家里没养鸡鸭。

　　我稍大会游泳后，有时夏天，也会和同伴下河摸点河蚌、螺蛳，算是改善伙食。捞鱼摸虾的经历倒是不多。那时作业很少，放学后、星期天，经常和同伴下地找野菜。印象中，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灰灰菜了。

　　父亲对家庭的开支要求近乎刻薄，对自己更是如此。夏天他从不买上衣，到供销社买两块纱布，扎在身上就下田劳作了。他不抽烟，只是在每年春节时，会买一、两包烟招待客人，这时他就会偶尔抽上一两支。他不喝酒，但一年中总会有一两次，给我一毛钱让我带上碗去供销社买点散酒，一人独饮。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也许是特别的日子？抑或是想念夭折、走失的子女，或者是偶尔一次大方地、放纵地乱花钱以释放自己？我无从知晓。

　　父亲脾气不好，母亲说他在家是无风三尺浪。印象中父亲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我屈服了，一次没有。屈服的那一次是我不愿穿红裤头去上学，被他揍了，最终还是哭哭啼啼地去上学了；不屈服的那一次是不知什么原因，家中招贼或者其它什么原因丢了一笔钱，他认为是我偷的，狠狠打了我一巴掌，问我钱花什么地方去了，要我认错。我没拿怎么认错？他追在我身后围着老屋走了几圈没抓住我，在邻居的围观中越发暴怒。我瞅准机会，逃到村边游荡。天黑了，母亲在村边找到了我，直接带我去了邻村外婆家。第二天平安无事。

　　无论是否委屈，打就打吧。天下哪有不打自己小孩的父母呢。哦，还真有。我的儿子大学都毕业了，我还真没打过他。最严重的一次，我让他在卫生间罚站。计划生育政策放开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女孩，三岁了。我也还没有打过他。有时刁蛮，不满足她的要求就掉泪放声大哭，也许觉得自己是无理取闹，经常哭着哭着又笑了。怎么打？到底是打小孩好，还是不打小孩好，谁知道呢？

　　其实，父亲也许不知道，在家里，我真的不用偷钱。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未过世前、家里经济条件还好时，母亲在家里放钱从来都不避着我，我难得拿个一角、两角，她也当作不知道。也许是她把对那些夭折、走失的子女的宠爱，全放在了我身上?当然，面对家人的节省，我也很少拿钱。

　　我认为，父亲对我会比对哥哥好一点，也许是因为我更小，他觉得他可能看不到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的那一天？

　　父亲见识的多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就成了父亲的信条。为此，哥哥初中毕业，父亲就安排他去了邻近的乡镇学手艺。但时代发展太快，几十年前的手艺在今天养家活口都成了问题，哥哥多年之前就不做这门手艺了。儿子在高考时，我让他选了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我认为这个专业将来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谁知道他究竟喜欢不喜欢这个专业、将来会不会认真从事这个行业、将来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谁知道呢？

　　父亲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们的村落时，他已经五十开外了，没几年他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是，改革开放后，父亲还是去了一趟上海。

　　当时，我的大舅在上海已定居多年。我不知父亲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去的上海。是去重新用脚丈量黄浦江边、苏州河畔他和母亲曾经洒泪流汗的大街小巷？是去体味他曾失去大量钱财的地方？还是去看看能不能偶遇自己走失的小孩？还是单纯去看看曾经在上海滩多年共同奋斗、相互扶助的妻兄？父亲在上海呆了好多天。当然，以父亲精明的头脑，他是绝不容允自己悠闲这么多天的。除了带给大舅家的土特产外，出发坐轮船去上海前，他早早在家乡收购了许多螃蟹等土特产，在上海卖了；然后又在上海买了不少货物，又带到家乡卖了。这些钱应该足以多于他这么多天的差旅开支、以及这么多天的他在家乡劳作所得。因为从舍不得花钱的他，从上海一下子买了“红灯”牌收音机以及一只双铃闹钟。这在当时可算是大件，在左邻右舍都引起了轰动。此后的很长时间，乃至他去世后的好多年里，还有不少人来我家听收音机。父亲从上海还带回了好多美味的零食，又大又红又香的苹果。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零食和苹果了，再也没有。这些零食和苹果，我猜应该是父亲自己买了一部分，大舅又送了一部分吧。

　　对于这么多天在上海的经历，他只字不提，除了告诉我们大舅买票请他在电影院看了黄梅戏《女驸马》外。几年之前，大舅过世，我特地赶到上海，算是替父母为他送行。那次，我还特地专门去找了厦门路附近的、大舅买票请他去看电影的电影院，想像他们看电影的情形。

　　记忆中，只有一次和父亲出远门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很小，肯定是在上小学之前了。那天，天刚朦朦亮，父亲在摇船，看到河边有一个人的身影，他问：“大爷，劳驾您个，这是什么地方？”人家告诉他那是宜兴。关于这次旅途，我已没有更多的记忆。

　　行船走马三分命，说的是长途走水路和骑马，都有很大风险。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做豆腐，也说的是旧时从事这三个行当的人都十分辛苦。宜兴离我们家乡足足有200公里。我现在都不知道，父亲摇船去那么远的地方是干嘛去的，又怎么能摇船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对我最大方的一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水泗乡里电影院第一次放宽银幕电影《少林寺》，他主动给了我五分钱还是一角钱或是其它金额的一张电影票的钱，还额外给了点零花钱，让我去看电影，我受宠若惊。但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耿耿于怀。一次开学前，父亲居然将为我准备的学费借给他人急用，以至于我没钱报名开学。

　　父亲带领一家人拼命地苦钱、攒钱，但钱去了哪儿呢？

　　父亲财富积累的经历应该是从他十几岁时的抗日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来得及大展身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出身于农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很好财力基础、没有他人扶助的人来说，挣钱都很不容易。而且，他还在上海意外失去了一大笔钱财。有时我想，父亲当时要是用失去的钱财在上海置上一处小小的房屋，或者不因战争离开上海，他就会成为上海人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也许父亲曾这样感慨过。

　　也许是故土难离，父亲终于决定在家乡建新房子了，那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据母亲讲，那时我还不会好好走路，被抱在怀里。而我现在已年近五十了，想来那也差不多是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之前了。

　　父亲托人买了上好的材料：小瓦，青砖、旺砖、清灰、石灰、木头.....屋里的大梁用的是上好的金木；请的是四里八乡最好的瓦匠、木匠；屋脊两侧以及门梁都雕有精美的图案；大门口铺上了一整块从遥远的地方跋山涉水而来的石板；为了房间照明，装上了玻璃天窗，历经近五十年，玻璃天窗至今仍完好无损；甚至连大门上都包上了当时很罕见的镀锌铁皮。

　　这两间房，自然是背北朝南，在当时是很耀眼的，不止是在本村。直到我上小学、上初中后，这样的房子在本村、在邻村都很不多见。

　　我至今仍怀疑，那些大梁用的“金木”是金丝楠木。因为，父亲不止一次对哥哥和我说过，“养儿强似父，要钱做什么；养儿不如父，拆屋卖梁柱”。但一想又不太可能，现在的金丝楠木实在是太珍贵和罕见了，在近五十年之前，也不太会便宜。如果不是金丝楠木，也许父亲会在屋里藏有金银财宝，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去找？说实话，我还真的动过这样的心思。在父亲过世后不久，我真的在屋角想方设法挖过一个十几厘米的坑，想有所发现，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后来，在我稍大点，父母在这两间老屋的西南侧，又建了两间青砖大瓦的厢房，背西朝东，北边一间做厨房，南边一间做我和哥哥的卧室。这两间房与那间坐北朝南的老屋大不能比：材料一般、工艺也不算讲究。

　　在病倒后，父亲基本没花钱治病，从医院回家后，又决定倾其所有，托人买了材料，请瓦、木匠以及其它帮工，又在两间老屋的正南面，背南朝北，建了两间房。其时，父亲已卧床不起，不能亲自督造，加之财力所限，又要赶在父亲离世之前完工，所以这两间房屋与两间老屋完全没有可比性，与西侧的两间厢房也有差距，屋顶好像也不是小瓦、大瓦，而是茅草之类的了。

　　我相信，就父亲的秉性而言，他肯定是不满意的，觉得有点敷衍。但是，他也应该会觉得欣慰。家里有了六间房，他离世后，母亲、哥哥和我每人平均就有了两间房，我们都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而且比较宽裕。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应该不会为住房问题困扰，而住房又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说起来惭愧，关于父亲和这最后两间屋之间的联系，我没有了更多的记忆。我甚至记不起来，完工后父亲是否强撑着身体去看过。最后的记忆，是为父亲新做的棺木，黑漆尚未完全干透，停放在这两间新屋，而其时父亲已极其虚弱，离大去之日不远。

　　多年之后，西边和南边的各两间屋已经拆除，只剩下坐北朝南的两间老屋了。

　　而自三十年前，我外出读大学后，已基本不在这两间老屋住了。母亲、哥哥一家也另外居住了。这两间老屋基本处于空置状态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我去看老屋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

　　记忆中高大的老屋，已然很矮小了。由于地处里下河地区，属于锅底洼，小时候我们村每年夏天大都会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许多人家都会进水，我们家也不例外，有好几次洪水都漫进老屋里。洪水过后，大家都会在房前屋后、以及房屋内，垫土，以抬高地基，预防来年的洪水。几年前的最后一次，我去看老屋时，除了低矮外，屋顶的瓦片已显松散，几株长在屋顶的干枯的野草在寒风中飘摇。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三岁的女儿问我，“爷爷呢？”我告诉她，“我们的爷爷和星星在一起，在看着我们，保佑着我们呢。”她再三问，我再三答。

　　这样的问答，让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再一次想起了父亲的老屋。

　　是时候去看看父亲的老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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