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县城东边的最后一盏路灯

　　县城东边的最后一盏路灯

　　文/平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宝应县城不大，南到挡军楼，北到窑河边，西到运河堤，东到宝中的围墙。现在的叶挺路当年就叫叶挺路，西到运河堤东到宝应中学大门。宝中的东围墙以外就是农村了，叫东窑，那里确实有几座烧砖的窑。宝中的大门向南是戚家汪，历史上那个新婚之夜新郎落水身亡的悲情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池塘。戚家汪的东边是公园，公园的东边也是东窑了。公园的大门朝南，门前有个用冬青树围成的圆形花圃，花圃的南边有一座朝南的房子，房子地势高房子也高，屋檐下有两个不大的对称的窗子，像两只鬼眼睛。东墙角有个小门这是人医的后门，抬死人出来的门。这房子就是宝应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县城东边的最后一盏路灯就站在这房子的后沿。这盏路灯就是城乡分界线。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刚组建的单位，全称叫苏北农学院宝应函授分校。校长是从粮食局局长位置上调来的袁荣煦。一位学者型官员。我父亲大概是常务负责人吧。学校刚组建的，人员校舍都是新的。校舍建在东头土墩子下面。具体说土墩子位置就是才搬走的政务中心，现农林局。知道它为什么地势高了吧？函授分校就在这个大门口向西至花城广场。土墩子大约不到二十米高，南北走向，约150—200米长。就是座小土山。上面有座红砖砌的房子，原来住过雷达部队，后来空掉了，冷清却还不算破败。站在小山上向西看，越过农田可以看到宝应县城，向东就是农村了有点荒凉。学校建在农田中间。校舍有两排房子，南边一排是教室办公室，北边一排是食堂，宿舍，仓库。两排房子中间的院子里长的蔬菜。这块小菜地主要由两个聘用的高中毕业回乡青年伺弄，这两人一个叫任开友，一个叫毕定良。这两个人都很优秀，可是因为编制的原因以后都离开了学校，听说这两人以后都有所建树。

　　函授分校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回乡的和插队的知识青年。课程有农林蚕桑，水稻栽培，畜牧兽医等。确也培养出一批本土人才，比如后来城镇兽医站的胡小林站长等。除了苏农的老师来上课，集中学习以外，教学工作主要在各乡镇。平常学校里比较冷清。白天大家上班闹革命晚上就没人了。我父亲主动承担了住校值班的任务。还带上了我。

　　每天晚上和父亲一起从公园门口的最后一盏路灯下走向黑暗的田野。那盏路灯也就40 瓦吧，照到地下也就是昏暗的一团光线。走过路灯的垂直线，我们的身影逐渐拉长，越拉越长，越拉越暗，直到一片漆黑。回头一看那盏路灯却显得特别的亮。看不到路灯下面的景物，但太平间的那两个檐下窗却特别清楚，破了的玻璃偶然一动光线一闪，似乎房子里面有光亮。不禁一下寒颤。前面的田野里有时会看到幽幽的蓝光，微风吹来那团蓝光还会微微的晃动。那是磷火或称鬼火，不难看，也不太恐怖。我宁可看着鬼火也不愿回头看那盏路灯，和路灯照亮的像鬼眼睛一样的檐下窗。那时晚间的田野特别静，没有广播电视的声音，没有汽车马达的声音，农家为了省灯油天一黑就睡觉了，没有一丝声响，安静极了。我们就这样静静的走到学校。在我父亲的宿舍里读毛主席诗词，读《老三篇》，没一点干扰，心无旁骛很快就背熟了。到现在还能背出不少。

　　一天晚上当我们又走到那盏路灯下的时候看到前面的田野里有大团的火光，地点大约就是现在的康源大药房向北四五米的地方。我们走向前去看到一个大约四十岁左右的和尚在往一口架空的大缸下面添柴火。这口大缸直径有一米五，六，上面倒扣着一口小缸。他告诉我们他是城隍庙的和尚，大缸里火化的是他的师傅，84岁。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父母和亲人，从小就跟着师傅住在城隍庙里，几十年了。师傅是他唯一的亲人，现在师傅死了城隍庙被hwb砸了庙里的菩萨也被烧了。 hwb说了要他滚出城隍庙，现在没有出家的地方，也没有回家的地方，不知道往哪里去。hwb还说了等师傅火化了要把这口火化缸砸了。以后圆寂了连坐化都不可能了，生死两难。说着流出了两行眼泪。可怜的和尚，等待他的是凄凉，孤独和无助。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这片田野里的光。

　　宝应有几句恶毒的骂人的话：绿蜡烛，套蒲包的。就是咒人长不大，未成年就会死的意思。“绿蜡烛”是说成年人死了祭奠时点红蜡烛，未成年死了点绿蜡烛。点绿蜡烛我没见过。套蒲包到真见过。那时人们经济条件差，医疗条件也差婴幼儿死亡率相当高，死孩子的事常有发生。有个瘸腿的中年汉子就以帮人埋葬死亡的婴童为生。此人整天在人医周围转悠，看到哪家死孩子了就凑上前去，跟丧主谈好后就拿个蒲包把个死孩子往蒲包里一装，蒲包口用草绳一扎，两只手向后一弯把那蒲包夹起来就走了。有次我看到那孩子稍微大点，蒲包扎起来两只小棉鞋露在蒲包口外，瘸汉子走路一颠一拐，那双小棉鞋一摇一甩，挺瘆人的。这汉子埋孩子的地点相对固定，就在土墩子的东面坡地上，那里地势高，干燥，没有庄稼，距离医院也不算远。他如意了，可害了我们了。有天早上，我醒来以后父亲对我说，你不要到食堂里去。我每天早上要到食堂里舀水刷牙洗脸，今天叫我别去，为什么？我还是听话的，就没去。过了一会，他从外面带了一个人回来去了食堂，听到他们在那里说什么，声音还越说越大了，我就走过去看看，看到食堂的大灶后面地面上一张报纸盖着个什么，我爸看到我来了就跟那人说，不谈了，不谈了就按你说的，快点。那人就用粪勺把报纸下面盖着的东西推到粪兜子里，我爸给了他五角钱，那人就走了。我看到报纸下面盖着的是一些骨头和血酷淋洛的东西。原来是学校的狗从地里刨出了个死孩子拖到食堂的锅门口吃，吃的剩下来的，恶心吧！我爸找了个拾粪的叫他清了走，谈好的二角钱，到了现场又变卦了非要五角钱不可。狗太犯嫌了，那个拾粪的太犯嫌不讲信用。那个瘸腿汉子更犯嫌，你收了人家的钱了，就不能埋深点吗？

　　忽一日接到通知我父亲要去五七干校，进学习班了，我们的住校值班就结束了。

　　我有个愿望，哪天能朝着这盏路灯走过去，应该越走越亮。可是没能实现。那盏路灯早就没了.。

　　现在那里马路宽阔，高楼林立，商贾云集，灯光璀璨，完全没有50年前的一点影子。现在的和尚也没那时候的困苦了，活得滋润着呢。

　　套蒲包更没可能，就连套蒲包这样带有时代印记的骂人的词汇也没几个人听得懂了。

　　我还是没忘五十年前城东那最后一盏路灯。它记载着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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