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回忆：我的第一部录音机

　　八十年代回忆：我的第一部录音机

　　文/何平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正如网上所说，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对我来说，走进而立之年，还是一个经历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事情全新的年代。回忆八十年代，真是感慨万千呀！

　　现在我们每家每户，家用电器是必不可少的，从卧室到厨房、卫生间、客厅，无处没有：大到空调、电扇、冰箱、微波炉、电磁炉、洗衣机、电视、音响等，小到电脑、手机，举不胜举。可在八十年代，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人，最多也是听说，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很多人都不知为何物呢。

　　1981年初，我被分配到宝应县中学当老师，当时月工资是42.5元。可不久，我就咬牙花120元买了一部卡式录音机，是日本三洋的，像一块黑色的砖头。这恐怕是最简易的录音机了，没有收音的功能，只能放一盘磁带，或者播放或者录制。好像是用两节一号电池，也不能充电。当时好像是五金公司只到了三台，我“开后门”抢到了一台。

　　我当时主要是为了学习英语，当时还想报考研究生，要锻炼自己的听力。但实际上后来主要用来听音乐磁带。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机上熟悉了邓丽君、刘文正、张明敏、费翔、奚美娟、徐小凤、张帝等港台歌星，也知道了日本的山口百惠等国外的歌星。

　　尤其是邓丽君的歌真是百听不厌，听惯了革命歌曲，再听这样的“靡靡之音”，是一种特别的感受。那首《何日君再来》更是魅力无穷，那时与朋友吃饭喝酒时，我也会献宝似的拿出这个小匣子，放一首《何日君再来》给大家助兴。

　　那时歌曲的来源主要是爱好者之间互相翻录，在没有双卡录音机时，就是用两个录音机一个放，一个录，当然多次翻录后的效果是很差的，但仍然乐此不疲。我很多时都是从路儒林老师那里翻录，他的新歌比较多。我当时有十多盘磁带，不断地翻录歌曲，有的听一段时间就换成新的，而有的却舍不得换。

　　除了听歌，我还就把这个录音机当成教学的一个工具，把它带上了课堂。我录了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蜗牛与黄鹂鸟》，让学生听了以后写一篇作文。那轻松活泼的旋律，生动有趣的歌词，流畅上口，也许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嘻阿嘻哈哈在笑它，

　　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现在上来干什么？

　　阿黄阿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如果凭空讲大道理，可能学生不一定接受，作文也是很多人头疼的事，但在课堂上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勤能补拙”的主题显而易见，大家写起来也都比较顺手，出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好文章。

　　那时宝中每年要举行一次校田径运动会，可能是看我口齿比较伶俐，对体育既感兴趣又比较内行，由我担任广播报道。我也会利用起这个黑匣子，碰到了有打破校纪录或县纪录的好成绩，我就现场去采访运动员，用录音机把我和运动员的对话都录下来，再拿到广播台，把录音的对话对着麦克风放出来。我在采访时模仿宋世雄的口气，而学生们也很会用比较正能量的说法回答，效果很不错。我记得当时校内的体育明星，如樊成军、薛永红等我都采访过。

　　现在的年轻人从电视上可以直接看到奥运会与各种世界杯的比赛，听专业解说，可四十年前，电视还没有进入百姓家，收音机也不十分普及，所以，我这种“录音采访”就是很新奇很吸引人的玩意儿了。

　　后来录音机不断的升级，先是有收音功能的收录机，继而出现了可以自行翻录的双卡机，再后来是便携式带有音响功能的收录机了，时髦的年轻人提着这种收录机满街走，成为一种时尚。

　　我还是很钟爱我的这个小录音机，我曾经用它录下了我女儿咿呀学语的声音，录下了我在大会堂表演相声的实况，也录下了我执教的85届学生高考结束后那天晚上全班人一起联欢的全过程。可惜的是，时间太长了，磁带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录音机的磁头更是磨损得厉害，当时听都不是很清楚，十几二十年过去，就完全听不清了。要不然，把这些声音放出来，会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的。

　　我曾经视若珍宝的这个录音机，当时有朋友向我借去听两天，我都不是很乐意的，但随着几次搬家，不时何时就不见踪影了。在写这篇文字时，我再网上搜了许久，总算找到了一张这种录音机的照片。

　　我很怀念这个录音机，也怀念八十年代那段生活，怀念那些让我们迷恋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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