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记忆：放飞的泾河

　　放飞的泾河

　　文/剃须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的一天傍晚，一群手挥红宝书，敲锣打鼓的人马来到了下河边物资革委会宿舍（亦称采购员宿舍）的我家。“下放了”！儿时的哥哥、姐姐和我随着做干部的父亲下放了，光荣的来到了泾河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下可急坏了我的母亲，为了照顾我们，保持完整的家庭，母亲极不情愿地从县城医院调入到泾河医院。于是我们跟着母亲住进了泾河医院大院，这一住就是三年，这三年泾河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泾河公社是宝应的北大门，西依大运河，由西向东一条土路，路北平行蜿蜒流动着泾河。运河边的集镇巴掌大，然而泾河供销社名气很大，印象是全国供销系统树立的先进典型。

　　“向泾河供销社学习！向泾河供销社致敬”！于是来参观的人较多，却忙坏了要汇报演出的女知青们，击鼓弹唱……泾河供销社挑担送货下乡，扎根农村，为民服务，引来了阵阵的掌声。

　　也许是喝了泾河水的缘故，曾被泾河人称呼宝应“小冒子”的我们，没过多久喉咙中就发出了一口地道的泾河“淮腔”。

　　那时七十年代初的泾河，来医院治病的人少至又少，就连医院唯一的一间病房也难得见到有病人入住。这给我们一帮住在医院大院、年龄相仿的良友、清风、远方的云等孩子腾出了玩耍的空间，院中的一棵老杏树下成了我们的集结地。我们在大院里追逐、嬉闹，爬窗、翻墙，攀树、摘果，甚至有一次还偷吃光了医院食堂的糠菜饼，害得次日“医院忆苦思甜活动”流了产。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真得让人“厌、烦”，因此，我们也挨了父母不少的板子。

　　记忆中，最重的有二次。

　　一次是受“红军长征故事”的感染，平均只有7岁的我们一行7人，头戴柳条帽，肩扛小树枝，排着整齐的队伍，竟然从泾河集镇徒步跑到了黄浦集镇去玩，等到傍晚“凯旋”归来时，被四处寻找孩子并急坏了的大人罚了跪。

　　另一次，或许受电影《地雷战》的启发，仅学着游击队的样子，在通往医院男厕所的必经小道上挖设隐坑，坑里撒尿，上用枝叶、泥土覆盖，然后躲在一旁，静候“鬼子”的到来。隐坑陷了布，布了陷，可惜，这种开心的日子没能过上几天。

　　有一天正在睡梦中的我和我哥，被刚参加医院学习会归来的母亲拖出被窝一顿暴揍。原来，前几次几位中彩的医生，因我们的攻守同盟，没抓住证据，只好自认倒霉。不料，这次踩中的居然是夜去方便的同伙父亲，回家一审不打自招。

　　其实，这次我哥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哥确是替我受的过，母亲打他，也许是母亲抱怨他没带好我这捣蛋的弟弟吧。

　　常言道：“五岁六岁老捣蛋，七岁八岁狗都嫌”，当时我们正处在这个淘气的年龄段，正巧医院大院给我们提供了空间，为此，一群散放的小鸟，未必不做出些天真幼稚的冲天事儿，也许这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须的一段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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