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讨薪，怎一个“难”字了得

　　中国江苏网讯 年关，拿上工钱回家，是给农民工们带来欢欣的“头等大事”。近年来，各地下大力气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本报记者近日深入建设工地、工厂车间、餐馆等与民工们面对面，仍倾听到他们讨薪路上的种种艰辛。

　　老乡坑老乡，40多位民工工资没着落

　　前两天，40多位农民工联名向南京市清理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办公室投诉，称南京富联诚基建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几个月了，老板避而不见，到现在一分钱没要到，家中有70多岁的父母和6岁的小女儿，两手空空有何脸面回家过年？”46岁的吴龙银一脸无奈。

　　老吴用生硬的苏北普通话告诉记者，老板吴龙权与自己都是淮阴区宋集镇人。这个“村里的能人”在南京办了个公司，专门承揽南京市政公用局路灯管理处维修路灯的活。2010年5月，老吴与几十个同乡到该公司打工。“说好每人每天130元工钱，不算高，但跟着老乡干心里踏实。”老吴说，年底本该拿到2万多元工钱，可老板只给每人发了1万元，说余下的第二年一起结算。2011年春节后，老吴把老婆也带到工地，“给40多号工人烧饭，说好每月工资2500块。”上半年还能及时拿到生活费，下半年公司活越来越少，生活费也不能及时发了，老板又说年底一起结清。“后来老板来公司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往后电话也不接了，大家这才开始着急了。”

　　“老板欠我6万多元工钱，欠我老婆3万多，40多号民工总共被欠了110多万元。”老吴们走上漫漫讨薪路，南京市路灯管理处的人说，吴龙权另外还欠别人的钱，账户已被下关法院冻结，让他们去找南京市信访局，接下来，信访局让他们去南京市“清欠办”，“清欠办”让他们去城建局，城建局又要他们去找下关城建执法大队，执法大队又说找路灯处……老吴和工友们无奈商定，春节后继续讨要辛苦钱。

　　人工增加，承诺一起算最后不认账

　　1月29日，李洋一上午候在南京清欠办走廊里，等待承包方给个说法。前几天一听说工地在结工资，他匆匆从河南赶到南京，“家里79岁老人刚下手术台，医院天天催缴6万多块钱的治疗费，我等着工钱救急。”

　　在门窗安装过程中，李洋和工友们发现玻璃不合规格，只能人工打薄，有时候还得把门窗玻璃一块块扛上楼，这些玻璃重的百来斤，轻的也有30多斤。“增加的人工，承包方当时答应结算时候一起给，现在却说要按原合同办事。”李洋和几个工友每天跟着包工头严找去要钱，希望承包方能把安装中增加的工作量工钱算给他们。“一星期过去了，我们跑了工地、去了清欠办、找了政府，却毫无结果。”眼看工地不久就要放假停工，李洋担心那时就更找不到人了。

　　李洋拿出一张欠条，上面清楚写明他在工地上干了4个月活，工钱总计18800元，有严找按的3个红手印。“承包方不认这个，说和我们没有劳务关系，不能把钱直接结给我们。”李洋无奈中夹着愤懑。

　　记者随后了解到，与欠薪案本无牵涉的总承包方积极介入，已将承包方和包工头拉到一块，达成初步协定：30日统一进行工资结算，总承包方先行垫付，让农民工拿工钱回家，承包方给出纸面承诺认可此事。

　　老板成老赖，电梯工4年没讨得一分钱

   　 金仁干是宝应县射阳湖镇钱沟村人，2005年至2007年，他带着10多名乡亲来到南京，在江苏某电梯公司承包电梯安装工作。尽管当时公司效益挺好，但老板每年结账时常以“回款不及时”等为由，拖欠大家部分工钱。“实际上老板抽走农民工的工资去建厂、买房子了。2006年春节结账时最少只给15%，我拿了5000多块钱回家过年，一般工人只有三四千块。”金仁干算了算，“几年下来，欠了我5万来块钱，总共拖欠了15万多。”

　　2007年10月，老板突然去世。这年年底，金仁干和工友们商量后决定停工，要求公司先还欠款，新老板却说，“你不干，有人干”。照这样下去，干得越久，欠得越多。金仁干于是解散了施工队，同时加紧讨薪。他已记不清和老板交涉了多少次。“打从2008年结到3万多块钱工资到现在，4年多了，没再要到过一分钱。虽然有欠款证明，但每次从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要钱，没有’。”

　　金仁干算了算，公司一年利润就有200多万元。“说到底，老板就是欺负我们农民工。”多年讨薪未果，还引起原来工友的误解，这让老金更难受，“带出来的不少是亲戚，弄得父母和亲友的关系都疏远了。”去年7月，金仁干一纸诉状将这家电梯安装公司告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已获立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