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是怎样打电话的？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打电话的

　　文/何平

　　最近看了一些谍战剧和年代剧，其中都有打电话的情节：

　　遇到紧急情况，特工走到街上的电话亭，拿起电话传递信息，化险为夷。可我在想，这电话是谁都能用的吗？也不用给钱？

　　不仅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也好，或者大人物的家里也好，即使一个小药店、小饭店，或者简陋的仓库，都有电话。要打的话，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有时拨三下，有时拨四下。我在想，那时的电话有这么普及吗？上世纪30年代都是自动拨号吗？

　　电话无论从上海打到南京，或者佳木斯打到哈尔滨，或者北京打到天津，都是拿起电话就打，立刻就接通，如果这么方便，还要费功巴事地发什么密码电报呢？

　　我的记忆中，电话不是这么打的。

　　最初的电话应该不是拨号的，而是摇的。电话机没有拨号盘，旁边只有一个摇柄，要打电话，左手拿起话筒，并扶住话机，右手使劲地摇起来；过了片刻，话筒里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问你要哪里，你说：“文化馆。”接线员开始接线，然后你可以听到接线员对话的声音：“电话。”于是你开始可以对文化馆对话了。这个摇号的方法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我所在的宝应县城使用。由于接线员不多很繁忙，常常不能及时接听，有人就说反方向（逆时针方向）摇，接线员就会感到麻，就会赶快接了。其实那时的电机是没有电源的，要靠手摇发电的。

　　打长途电话更是一件麻烦的事，那必须到电话局（邮电局）才行。我八十年代在南京的出版社工作时，如果出差在外有急事向领导请示，就是到电话局去打长途。坐落在长安街民族文化宫西侧的北京长途电话大楼和上海武胜路的长话大楼都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要先去柜台填一张电话单，写明你要打的城市与电话号码，交上押金，然后到旁边等候。快则十分钟，慢可能半小时一小时都有可能。听到叫你名字了，“到8号房！”于是你就到那一排标有号码的小电话间，拿起电话，听到“稍等！”“北京长途来了，说话！”你就可以与对方对话了。打完电话去柜台结账。你要打两个电话，必须在第一个打完以后，再排队打第二个，否则如果一起来了，就会应接不暇。

　　那时有的单位是可以打长途电话的，像我们出版社。你先拨113，那是长途台，然后报单位登记的电话“电话304276”，再报单位的账号“账号186”，然后报要打的电话“给我接青岛365498，回电话304257”，对方回答：挂机等待。于是你就等待吧，人不能走开，什么时间来真说不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一接：“青岛电话来了！”你拿着话筒再等一下，就能通话了。有时等了一个小时，电话铃响了，一接：“对方没人接。”就挂断了。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

　　2016年10月31日的《首都建设报》一篇名为《长话短说》文章中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很长时间，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通信技术相对落后，但是国家通信需求急剧增加，我国的党政军及国家建设的长途通信大部分是由话务员来完成的。”

　　公用电话更是不多见。当时只有上海公用电话较多，大多是设在市中心居民区的一些小卖部或是书报亭内，负责传呼。上海人会给你留一个电话，那不是他们家中的，而是家附近公用电话的号码。你打过去，说找几弄几号几零几的某某。他会问你回话号码。然后他去叫这家人接电话，人来了拨你留下的电话，就联系上了。他要付两笔钱，一是回话的电话费，二是传呼费。除了上海，即使北京和南京，公用电话都是很少的。更不用说无人看管的电话亭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1982年，中国第一批投币式公用电话在北京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BB机很流行了，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用电话也只是在路边的店铺上到处可见，许多人BB机一响，就去路边店铺的公用电话回电。那时很少见电话亭。

　　电话亭刚刚出现在大城市，也会遭到破坏，有人撬开话机偷钱。后来用磁卡的电话亭出现了，但也会被破坏，前十数年经常会看到这方面的报道，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上海街道上随处可见电话亭，可现在手机这么普及，这些电话亭的使用频率我却有些怀疑。

　　谍战剧情节紧张，很吸引人，但只要我看到这些有关电话的情节，总觉得太假。可能编剧都比较年轻，四五十岁的人，不知道摇电话是何物，也不会有在电话局排队为打一个长途花几个小时的经历，更不知传呼电话这个概念了，只要编故事需要，就把现在电话怎么打写进去吧，反正大多数年轻观众也不知道。我想，可能十年后的抗日谍战剧，会出现按键式的电话机呢。

　　（图片来自网络，谨向提供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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