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翘楚刘启彤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1887年6月12～13日），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同文馆大厅内，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不同，这次没有考四书五经或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圈定12人为正式钦定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及南北美洲各国。这12名海外游历使中有一位宝应人，他就是宝应刘氏家族的第十五代传人刘启彤。

       刘启彤（1855～1898），字丹廷。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顺天副榜分发直隶试用直隶州州判，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江南经魁，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进士，兵部职方司主事。宝应刘氏有“东门刘”、“西门刘”之别，其中东门刘氏自明初徙居宝应以来，学术名家迭出，特别是到了清代，堪为扬州之首。刘启彤的六世祖刘永沁为明末东林学派重要人物刘永澄胞弟，被史家大家邓之诚先生称为“宝应之学”的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叔侄父子三人，就出自刘永澄一系。刘启彤曾祖刘彥矩为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进士，朝考入选钦点国子监学正，敕授承德郎国子监博士加三级，著《小嫏嬛诗集》、《弗措轩文集》、《研秋斋笔记》。刘彦矩还以《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子孙，在宝应建立堂号“五之堂”。与刘启彤同榜考中进士的刘岳云，则是刘永澄、刘永沁兄弟的叔父刘继美之后，为刘启彤的族叔。刘岳云师出同邑学者、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成孺之门，与成肇麟、冯煦被誉为“成门三俊”，后转益多师，博观约取，惟求致用，不拘于一家之说，于经史诸子、天文地理、经济政治、诗词歌赋、数理医药无所不通，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通才。刘启彤出生于这样一个崇尚“实学”的学术世家，自幼便有“四方之志”，这也是他后来成为“新学”翘楚的思想基础。

       刘启彤出生后的第二年，西方列强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政府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其中就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年轻的刘启彤“北出塞，游和龙（今吉林延边）、白狼（今内蒙古阿尔山）间，穷其形胜还”，对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做了实地考察。通过考察，他敏锐地感触到时代的忧患，开始正视晚清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和封建文化的落后，产生了学习西方以图革新自强的愿望，这就使他从旧的封建士大夫群中分化出来，成为和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一样主张改良变法的早期“新学”人物。而被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誉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的派遣海外游历使，则给刘启彤提供了走出国门的历史契机。

       刘启彤出国前就研习新学，他甚至准备学习外语，自己翻译外国书籍，这在12名游历使中也是为数不多的。据随使英伦的张祖翼记载，在刘启彤所在前往英、法及其殖民地游历的第二组中，因为刘启彤“通习洋情”，“遂奉刘为指南，听命惟谨”。所以，刘启彤游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高的。他对英、法等国的议会制度、官制、司法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考察，所撰写的报告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流畅自然，就连保守的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他“于外洋情形考究尤为详确”，可称是“其中才识较优者”。这些考察西方政治较有见识的著述，在刘启彤回国后的次年即光绪十六年（1890），编为《英法政概》一书（包括《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三篇），由广百宋斋排印出版。《英法政概》在中国较早地系统介绍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不仅较以往这方面的著作水平更上一层，而且比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四年，而另一位早期维新思想家薛福成也曾在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详细摘录了刘启彤《英政概》中关于英国议院的记载。这些都说明，《英法政概》完全有资格称为是早期维新思想学派的经典著作。同时，他对各国的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美国车道纪略》、《火车运客货考略》等文，编为《星輶考辙》4卷，回国当年（1889）即由同文书局石印出版，该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所写水平最高的关于铁路建设的著作，不仅普及了铁路知识，对在中国修建铁路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李鸿章特地写信赞扬刘启彤对火车铁路的研究，说：“创世造端，又为当务之急，可谓善于择题矣。”张之洞筹办芦汉铁路，也想借调刘启彤前去主持。

       刘启彤对父母极为孝顺，海外游历期间父亲去世，回国后才闻此噩耗，哀毁成疾，并报丁忧守丧。守制期满，刘启彤被破格升迁为二品衔候选道发往北洋委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为海防支应局会办。1893年李鸿章还派他去山西、河北赈灾。不幸的是，山西赈灾回来又遭母亲病逝，启彤奔丧归里，毁痛吐血。年四十有四卒。

       刘启彤游历西欧，对英法政治和铁路建设均有钻研及论著，可惜英年早逝，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刘启彤的影响下，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两个杰出的人物。

       一个是刘启彤的学生，两次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就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周学熙是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光绪九年（1883），任天津海关道的周馥延请刘启彤教诸子，年方19岁的周学熙得以“从刘丹庭先生（启彤）看课”。周学熙晚年曾回忆说：“余得朝夕讲论，熏陶渐染，粗得窥见各学门径。故知人家子弟，必赖有贤师友在少年时与之相处，默化于无形，方能成才。”可见刘启彤对周学熙一生的重要影响。另一位是获2007年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吴征镒，吴征镒的母亲刘钟璇便是刘启彤的女儿。刘钟璇由于受父亲刘启彤的影响，思想开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家境每况愈下、入不敷出的情形下，为了让子女受到现代教育，她毅然聘请了一位教英语、数学的老师，帮助子女们接受新的文化知识。后来吴家兄弟中，产生了三位院士，一位文史学者、戏曲学家和一名资深工程师，这不能不说刘钟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一切又是与宝应刘氏的家学渊源，特别是刘启彤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吴征镒院士在他的《九十自述》中说：“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刘启彤作为“五之堂”的传人，继承宝应家学的“实学”传统，与时俱进，实现了向近代“新学”的转变，开创宝应家学一代新风并且泽被后世，应当永远被我们所铭记。